“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

    ——王芸生《我们在割稻子》1941年

    1941年8月中旬，中国最重要的新闻评论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病重弥留，接替他主持笔政的王芸生在重庆郊区的张宅日夜相陪。在过去的两年多里，陪都重庆几乎都是在空袭的惊恐中度过的，从1939年到1941年，这座山城被日军飞机轰炸了268次，几乎每周平均两次，城市大部被毁，其中1939年5月的两次大轰炸就造成了4400人死于非命。然而，炸弹并没有把中国人炸垮。

    当日，日机再次对重庆实施日夜不息的“疲劳轰炸”，已奄奄一息的张季鸾对王芸生说：“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说：“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慰国人打击敌人呢？”言及此处，委靡弥留中的张季鸾忽然拥被而起，呼道：“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

    下面就是王芸生发表于8月19日的新闻名篇《我们在割稻子》：“就在最近的十天晴明而敌机连连来袭之际，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之稻！……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天气晴朗，敌机尽管来吧，请你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至于今日，割稻子实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三年来的经验，已使重庆人学会怎样在敌机空袭中生活，人们既不曾因空袭而停止呼吸，而许多工业照样在防空洞中从事生产。就拿本报的情形来说，在我们的防空洞内，编辑照常挥笔，工友照常排版，机器照样印报，我们何尝少卖了一份报？话说回来，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

    此文流传大江南北，大大鼓励国人斗志。半个月后的9月6日，张季鸾离开了这个苦多乐少的世界。

    正是凭着这股“割稻子”的精神，中国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其中，企业家群体不甘人后。

    范旭东的精盐、纯碱和铔厂相继落入敌手，但是，他还是和同事们把部分设备搬迁到了四川。1938年9月18日，也就是“九一八”纪念日当天，新的久大盐厂在自贡宣告成立。次年，永利和黄海也在五通桥重新建成。为纪念天津塘沽本部，范旭东将五通桥改名为“新塘沽”。70年后的今天，五通桥山崖的陡壁上还刻着“新塘沽”三个大字。在重庆久大、永利联合办事处的墙上，挂着一张塘沽碱厂的照片，范旭东亲自在上面写了“燕云在望，以志不忘”八个字。他常常在照片前伫立，并对同事说：“我们一定要打回去的。”

    然而，范旭东的事业终于没有重现战前的面貌，他的盐碱公司受到诸多的困难和阻扰，一直没有真正打开局面。

    几乎所有内迁到西部的民营企业都不复当日风光。刘鸿生是当时著名企业家，他的大中华火柴公司占据火柴市场的大半壁天下，此外还涉足水泥、煤炭、纺织等多个产业，在上海滩上叱咤风云，曾经与虞洽卿一起被选为租界工部局的五位华董之一。抗战爆发后，日本军部胁迫刘鸿生出任上海商会会长之职，他拒绝委任，漏夜乔装出走，在沪的十多家工厂被日军以“敌产”没收，财产损失1000万元以上。刘鸿生辗转到重庆后，当即受到蒋介石的宴请，并承诺只要刘在大后方发展工业，国民政府将给予原料和资金的极大扶助，后者大受激励。

    刘鸿生决定筹建中国毛纺织厂和中国火柴原料厂。办厂需要机器设备，他派儿子刘念智潜回上海，拆迁浦东章华毛纺织厂的机器，其前后经历宛若一部惊险电影，刘念智重金雇佣一个瑞士籍的犹太人，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