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从伦敦出发，长途旅行四个月，由昆明辗转抵达陪都重庆，他的身份是“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这是一个四肢发达、长得十分英俊的英国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他对中国的兴趣以及一口生硬的、“带南京普通话腔”的中文，来自于他的学生兼中国情人鲁桂珍小姐的培育——他们在1989年才结为夫妻，当时，李约瑟89岁，鲁小姐85岁。

    年轻的生化学家李约瑟同时是英国工党党员，他很热衷于参加各类政治活动，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左翼青年。他很向往东方的革命，同时又对中国的文化十分好奇，有一次，他问三位前来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我只见中国人来英国留学，没听说欧洲人去东方学习，是不是你们中国没有科学？”被问及的学生告诉他，中国的天文学家张衡观测气象的“相风铜鸟”比欧洲的“候风鸟”早了1000年，中国医生华佗早在1700年前就发明了“麻沸散”和懂得如何切除阑尾炎，而1400年前数学家祖冲之就把圆周率的值给计算了出来，这又比欧洲人早了整整1000年。这次对话是李约瑟对中国真正产生兴趣的开始。1940年，李约瑟起草了一份《剑桥宣言》，表达了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以及希望促进欧洲与中国的文化和科技交流，这篇《宣言》寄达中国后，很是鼓舞了战时的中国政府和知识界。这也最终促成了他的中国之行。

    从1943年到1946年，李约瑟先后在中国做了十一次的长途考察，路程长达3万里左右。他在一篇以第三人称撰写的自传性文章《一个名誉道家的成长》中写道，“在那个十分混乱的时期，中国人十分忙碌、贫困及散漫，无暇注意闲逛的外国人。因此他能独自闯入往往是废弃的孔庙、僧院、道观，充分欣赏古树丛中和荒园里传统建筑的壮丽景色。他自由地体验了中国家庭和市集的生活，亲眼看到了一个社会在崩溃中等待着即将来临的黎明时所经受的苦难。”李约瑟形容自己是一个“圣诞老人”，一次次把试管、放大镜、小型发电机、望远镜及科学实验用的各种化学药物分送给隐蔽在西部的、条件十分恶劣的中国科学家们。他还在敦煌发现了第一本印刷的《金刚经》，在地震后的都江堰见识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精妙先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日后十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ion）。

    据他的观察，16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表明出版日期的图书，在公元1088年，发明了“磁力导向”的指南针，在公元1161年发明了能够抛出炸弹的投石机，管子对月亮周期的潮汐现象与亚里斯多德的观察完全一致。可是，李约瑟的疑惑是：“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在最近的数百年里，中国的科技会如何的停滞不前，以至于成了一个倍受欺辱的衰老帝国的？”

    这个“难题”改变了李约瑟的此后人生，他从一个生化学家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七卷。在西方的学术世界，他与美国人费正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座让人仰止的高峰。

    李约瑟在研究中发现，由于中国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与西方相较，中国这许多技术发明的后面，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那个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

    李约瑟把西方科学界所形成的“现代科学”看作大海，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发展出来的“科学”则像众多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