袱和既得利益，因而，所有经济关系均十分简单和原始。也正是这种清明简快的状态，使很多到过延安的人顿时有了深刻的印象和好感。

    延安之行后，陈嘉庚对国共两党形成了新的看法，回到南洋，他随即发动捐献了一批药品和医用器材运到延安。而他在大陆做的最后一个事情，就是带头驱赶了家乡福建省的国民党大员。

    当时的福建省主席是蒋介石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陈仪，他在福建大搞“统制经济”，分别组建了企业公司、贸易公司和运输公司三大国营企业，垄断全省经济的命脉，为他操持运作的则是辛亥先烈徐锡麟的侄子徐学禹，他身兼三大公司董事长、福建省银行董事长等十二个职务，俨然是福建版本的孔祥熙。在陈、徐的治理下，福建财经十分萧条和紊乱，据陈嘉庚的记载，货物“平时商家自行雇运三四天可到者，统制机关代运六十天尚未交到”，结果是运费倍增，货物则损坏腐烂严重，物价暴涨。如涵江出产的虾米，每担成本170元，运到泉州可卖至400元，民间运输三天，国营的运输公司两个月才能到，虾米大半臭坏。南靖盛产木材，自由运输前每百斤运费0.25元，统运后涨到1.05元，而且运转迟滞，南靖木材堆积如山，而几十公里外的漳州城则柴价高昂。泉州米价由每市斤（13两）一元升至60多元。政府垄断闽江运输，还在陆地设立众多检查所，百姓携带20斤米入城，即遭查禁没收。福州城外设立了12处检查所，带10斤米立即拘捕。当商脉被牢牢掐死后，官僚资本顿时应运而旺，“公务人员与奸商大发财利，多则百余万，少者数十万元。”而福建百姓则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福州通往苍前山有一闽江大桥，统制运输后，很多百姓跳江自杀，不到一年就有900多具尸体被捞起。陈、徐等人还控制言论，对任何负面报道均予查禁。

    陈嘉庚目睹惨状怒不能遏，他分别给蒋介石和陈仪写信，恳请“迅速下令撤销统制，免贫苦人民数十百万人，饥饿疾病死亡之惨。”陈仪的答复是，“战争时代运输必须政府统制，此乃各国通例，惟不识政治之人故有反对。”蒋则回电曰，“闽省田赋系中央意旨。闽事可电我知，切勿外扬。”陈嘉庚彻底绝望，他行走福建各地，每到一处就大声疾呼，号召各地的商会、同乡会一起抗争，陈仪暗令福建媒体绝不能刊登陈嘉庚的“反动言论”，陈就自费印刷了“陈仪祸闽”的罪状纸在东南和西南各省广为散发，回到南洋后，他又将罪状纸装订成册，印刷上千份投递到国内政界的各要人、各省主席、各战区司令长官以及南洋各报馆、福建同乡会手上。1941年1月，在中华总商会组织的全新加坡闽侨大会上，他再次上台控诉陈徐祸闽的十二条罪状。

    正是在这种不要命般的攻击下，时任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将陈嘉庚的投诉交给行政院提案讨论，国民参政会也有议员签名提案，院会组成一个五人委员会到福建调查。4月，日军进攻福建长乐，陈仪不战而逃，福州很快沦陷，蒋介石不得不免了陈仪的省政府主席一职，徐学禹也被调离。

    “驱陈救闽”一事，是企业家阶层在整个1940年代最有标志意义的议政行动，而且几乎是惟一成功的一次。陈嘉庚因身份特殊而侥幸“惨胜”，不过，他与国民党的缘分也断绝于此，蒋介石对他再不理睬，甚至还暗中派人阻扰他连任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在回忆录中酸楚地写道，“因救闽事生恶感，不意深恨见绝若此也。”

    就当陈嘉庚在福建驱赶陈仪的时候，在中原地区爆发了一场大饥荒。

    从1941年起，河南省开始出现旱情，农作物收成大减，到第二年，旱情持续不缓，爆发了罕见的“中原大饥荒”，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全被吃光，出现“人相食”的惨状，河南、河北共500万人死亡，惨绝人寰。

    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