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是当时美国《时代》周刊的驻华记者，他在报道中详尽描述了当时河南发生的种种惨状。在从潼关到洛阳的路上，他看到大批饥民处于生命垂危之中，还“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他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然而，到了郑州后，白修德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省政府官员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在热情接待他的宴席中，就有各种高档菜肴。白修德在他的报道中称：在一个“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年代，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宴席之一。”因而，白修德认定：灾害固然是大自然所造成，但导致老百姓大量死亡的却是政府及其官员们的腐败和失职。

    另外一个也到灾区采访过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与白修德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他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写到，“每天走在路上，但见原野空旷，土地荒芜，十室九空，残破不堪，十分凄凉。当时许多地方的旱情并不很严重，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土地会如此荒废。农民告诉我，他们背井离乡去逃荒，是因为国民党税吏、蒋军征粮官横征暴敛，田赋超过了实际的产量，既然全部劳动果实都要被抢走，交不出捐税还要挨打坐牢，谁还种地呢？农民在官府衙门外的田野里掘野菜草根果腹，而我却在一个又一个国民党将领的筵席上受到山珍海味的招待，不禁感到十分羞愧。”

    杰克·贝尔登还同时进行了对比，“华北共产党区的气候同样恶劣，同样缺雨，却没有死这么多人。此中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这边的人挨饿，而那边的人却有饭吃？”他得出的结论是，“蒋管区的人民并不是因为老天爷不下雨而死的，他们是被捐税逼死的。”他甚至举到了一个十分极端的例子，“1942年，日军打到豫北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农民配合民族敌人攻击汤恩伯的部队，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这么干呢？难道日军会比蒋军更坏吗？”（抗战初期，国民党将领汤恩伯据守河南抗击日军，屡有战功，却也扰民甚重，被河南人并列为“水、旱、蝗、汤”四害之一。因重税暴敛而造成民变的事件在抗战时并不仅见，《剑桥中国史》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杰克回到重庆后，据实写出了报道，而重庆政府的国际宣传局却以“消息不符”为由，扣下了他的稿子。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对“中原大饥荒”的反思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课题。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在著述中多次引用此案，证明“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他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论证，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论自由的缺乏、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灾害的严重后果，人们才能意识到民主的重要。阿马蒂亚·森的观察，适用于近当代中国的几次大饥荒，从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到我们将在后面讲述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59年－1961年）。

    与国统区的混乱和悲惨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