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治理地区的清明景象。

    1942年，在目睹了“中原大饥荒”之后，杰克·贝尔登辗转来到共产党统治的西北，他看到了另外一个中国，军队纪律严明，官员清贫精干，民众安居乐业。他采访了刚刚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兼财政厅厅长的共产党干部戎伍胜（1906－1999，又名戎子和）。

    在访问戎伍胜之前，杰克带着很深的疑惑。与蒋统区和汪统区相比，延安的工业状况只能用原始来形容，用杰克的话说，“边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业是在家庭里办的，百分之九十的布是农家织的”。这里几乎没有一家现代企业，惟一稍稍象样点的工厂是位于延安以北90里的安塞县茶坊机器厂，它在一个隐蔽的石洞里，这里的十来台机床是一个叫沈鸿的工程师在1938年从上海偷运来的，沈因此被毛泽东赞许为“延安工业之父”。

    杰克如实地写到，“在这个落后的地区，若不依靠多印钞票，多收捐税，又如何能筹款支援战争。这是一个大问题。”他看到，戎伍胜的财政厅一共只有16个人，但是却进行着编制预算、征收赋税、发放农业贷款、发行货币、指导银行业务等多项工作，控制着三千万人口的财政事务。而戎的财政知识仅限于过去在省城学校里所学的、现在几乎忘光了的那一点经济学课程，他从未管过一家大银行或一家大商号。杰克问，“你是怎样做这个工作的？”

    戎伍胜——他在建国后的1958年担任过财政部代部长——的回答是，“我也想弄明白这个问题呢。”据他的介绍，边区的年度收入中，70％来自田赋，10％来自工商业税，5％来自商品出售和关税，其余的来自烟酒税、公营事业收入和印花税。而支出部分，50％用于军费，20％用于政府人员薪俸和行政支出，10％用于教育，8％用于工业建设，5％用于公共保健，4％用于司法公案，剩余的留作储备。

    杰克又问，“仅靠那么点收入怎么打仗？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你们一定是靠没收地主的财产来支持这场战争吧。”戎伍胜笑了，“不，那是当年红军在苏区用的办法，我们能够靠这么小的预算来进行战争，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戎伍胜的原因有如下五条：第一，大多数在这里工作的干部是自愿来的，大家都能几乎不要任何报酬而工作，有一点吃的就行了。第二，我们的政府很精干，我们没有臃肿的官僚机构，负担小，开支和捐税自然就小一些。第三，我们全体人员从政府干部到普通士兵，除了本职工作以外，还必须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第四，我们不象国民党那样，不因贪污受贿、营私舞弊而损失巨额金钱，贪污几乎是不可能的。还有，我们是在为一种理想而斗争，这一条是最重要的。要是我们从国民党统治的贪污腐化的社会跑出来，到这里又搞那一套，那有什么意思呢？

    杰克接着提出自己的疑问，既然干部那么少，征税时一定碰到不少困难吧。难道老百姓不以谎报收入来欺骗政府吗？戎伍胜答，“当然啦，一开始我们发现许多农民少报田亩，工商业主则少报利润。因为税务稽查人员太少，我们就用简单的民主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各村每年要开一两次民主评议会，自耕农、佃农、地主都必须在会上自报自己的收入。开会时，村里的评议员就站在群众当中，分别向每一个农民询问其产量，对方回答后，他就向其邻居问道，报的对不对。由于村里的人都互相知道底细，所以如果报的不对，当场就能加以纠正。对企业主和商贩的办法也类似，把他们召集起来，自报赢利。这个办法基本上是成功的，政府无需庞大的税务机构，也不会损失太多的税款。”

    杰克在边区亲眼看到的情况是，这里的农民一般只向政府缴纳其收成的8－15％，而在国统区，佃户要缴50－90％的田赋，另外还被迫缴纳多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