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毛的各种杂捐。杰克写道，“这并不是哪一个边区官员告诉我的，而完全是我亲自观察到的。令人有些难以置信的是，可以看到妇女和儿童经过簸筛把最饱满的粮食交给政府。有些人家把邻居请来鉴定自己要交到村公所去的粮食，如果邻居说粮食的成色还不够好，他们就再簸筛一遍。”杰克还看到，“农民被征去修路，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拖拉机耕出来的地里集体播种，出大车骡马运输公粮、开垦荒地以及为各种公共工程出力。我觉得他们为共产党出的工可能比在国统区为国民党官员出的共多一些。但是，这种摊派同国民党地区搞的截然不同。第一，出劳役总是为了公益，而不是为了任何人的私利，第二，没有人因为服劳役而变穷，所有人都是平均分摊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农民认为这种摊派制度是公平合理的。至于农民是不是被宣传愚弄了，那就请道德家们去研究吧。”

    杰克还饶有兴趣地描述了边区的银行。他说，“我在解放区看到的一种最奇特的事业就是银行。那里的银行是在极原始的条件下营业的，其经营办法之简单，会使西方银行家们为之瞠目。”

    共产党部队的银行是从放款的合作社开始的，1938年前后，在一些巩固的根据地创办了银行，一开始，它并没有得到人民的信任。有一家在山西上党地区（今长治、晋城市）创办的上党银行，因为谐音被称为“上当银行”，所以遭到不少人的嘲笑和拒绝，国民党的政府和部队更是把它妖魔化。杰克·贝尔登讲述了一个他听来的故事，国民党部队禁止士兵使用上党票，长官命令士兵用它擦屁股，有一个模范士兵，严格执行了这个命令，当真用一张五元钱的上党票擦了屁股。后来，他到一个小镇的铺子里买香烟，掏出一张十元的法币给老板，使他大为惊讶的是，老板没有法币小票而对他说，“我只能找你上党票。”这位俭省的士兵什么都不想丢，就回去捡起自己那张擦过屁股的五元上党票，细心地洗干净，拿到那个铺子去花了。杰克记录道，后来，那里的人就流传说，上党票擦了屁股还能买东西，那一定真顶用。

    1941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上党银行等几家地区银行合并为“冀南银行”，它有权发行钞票，因此具有“中央银行”的地位。从流传后世的冀南票可见，它的纸质很劣，印制粗糙，有很多钞票流通不久就磨损严重，连票面数额都无法辨认。当地工农多不识字，常常把半张一元法币与半张两元冀南票黏在一起，银行碰到这样的票子，就按一元五角收兑。因为这种政策，冀南票的信用渐渐提高。

    冀南银行为了支持自己的钞票，也需储存相当的黄金白银为储备金。对于时常处在游击状态的边区政府来说，保卫这些金银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戎伍胜为此伤透了脑筋。他对杰克说，“我本人主张把金银埋到偏僻的山顶上，埋藏金银的行动是秘密的，而且只能在夜间进行，经过驴骡的长途驮运，才到达埋藏点，承担这项任务需要三位可靠的银行经理、出纳和一个党员，他们要把地点牢牢默记在心而不能留下任何字据。”听了戎的这种描述，杰克因此把边区的银行戏称为“月光下的银行”，他问，“只有这三个人知道银行的财宝在何处埋藏，如果他们被杀了怎么办？”戎答，“如果三个人都死了，财宝就等于丢掉了。”一直到1949年内战结束，冀南银行只丢掉过一笔1500两银子，原因是两个人牺牲了，活着的那个把确切的地点忘掉了。

    透过陈嘉庚、白修德以及杰克·贝尔登等人的经历以及目击素描，大抵可以看到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的表现，以及后者得到民众——特别是农民拥护的原因，它与国民党政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日后它们各自结局的根源所在。

    战争进入到1944年，局势日渐明朗，德意日轴心国败象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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