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的罢工及劳资争议总数即达1716起，到1947年，这个数字更上升到2538起，佩珀教授进而写道：“国民党政府经常指责工人闹事是共产党职业鼓动家促使的，然而，这些争论问题是现成的，任何人都可有效地加以利用。”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蒋介石的声望在此刻达到巅峰，可是，随着治理无度以及种种政策的失误，很快让人大失所望。

    在种种景象中，最让人病垢和愤怒的，是官僚资本集团的暴富，人们发现，赶走了一个贪婪的孔祥熙，等来的却是一个更霸道的宋子文。民怨郁积，终成沸腾之势。1947年一开春，全国就爆发了一场“驱宋运动”，冲在最前列的仍是那个脾气暴烈的“五四老青年”傅斯年。

    1947年2月15日到3月1日，傅斯年连续在《世纪评论》和《观察》杂志上发表三篇讨宋文章，国内舆论为之激荡。这三篇文章的标题分别是《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傅痛骂说，“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唯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在历数了宋子文的种种恶行后，傅斯年表示自己“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

    傅斯年对宋子文式的官商进行了深刻的挞伐，他称宋子文有着“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通过中国建设银公司，经营或收买下戚墅堰电厂、首都电厂、既济水电公司、淮南煤矿、鄱乐煤矿等厂矿，变“国营”为“宋营”。他尖锐地指出，不能说宋子文身上一点儿没有“都市性、现代性、民主性和世界性”，但他明显多了些虚伪、自私和霸道。傅写道：“他的中国文化，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见踪影的，至于他的外国文化，尽管英国话流畅，交些个美国人（有美国人说，看他交接的是些什么美国人，便知道他是什么人）是决不登大雅之堂的……说他不聪明罢，他洋话说得不错，还写一笔不坏的中国字（我只看到报载他的签名），说他聪明罢，他做这些事，难道说神经有毛病吗？”他因而认定，在宋子文的身上更集中地反映了旧中国“官僚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共生现象”。

    读傅斯年这三篇充满了火药味的战斗性文章，让后人十分震撼，其用词之尖刻趋于极致，他甚至直接把孔宋二人比作蒋介石的“胯下之物”——虽皆为介公之“老二”是胯下的“双扇活宝贝”然而却又是对头。这几乎是连“最高领袖”也一锅骂了进去。他还生动地比较了这两个当世最大官商，说“两家的作风不尽同。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处。但‘世家’二字，我曾打听他的故人，如严庄监察使，那就真可发一笑了。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而宋氏作风又不一样，“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这还不能算完，今天我们要觉得晋惠帝不愚，因为他听到公园里蛤蟆声，他问是公的私的。今天一切事都引不出公的私的。”

    傅写道：“孔宋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