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报》报道，苏军此举是为了得到出兵作战的补偿，而它运走的设备价值约9700万美元。

    苏军对东北工业设备的野蛮拆迁，是中国经济在战后遭到的第一个打击。如果说，这是一次外来的灾难，那么，重庆国民政府对沦陷区敌产的接收，则更让人哀叹。

    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对日占区和汪统区（汪精卫已于1944年11月在日本去世。接替他担任南京政府首脑的是周佛海。）的财产进行接收成为当务之急，狂喜之中的国民政府立刻拟定了《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接收委员”顿时成为重庆最炙手可热的肥缺。

    接下来发生的接收故事，无论从政治、经济、社会秩序还是道德而言，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浩劫。从8月开始，各路“抗日英雄”就从地下天上纷涌而出。

    上海无疑是接收大战中竞争最激烈的城市之一。一向崇洋的上海滩突然开始流行吃川菜，一个人“能不能吃辣”成为了一道政治考试题，表明他在四川坚持了多久的抗战。在这里一下子冒出了四个“市党部”。第一个是关在提篮桥监狱里的国民党三青团成员，当他们从电台里一听到天皇投降的声音，马上通知狱方，“我们今天就要出狱展开工作。”很快，这些人以“苏浙皖税务局”局长邵式军在余庆路的一栋洋楼为据点，挂出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招牌。第二个是在浦东打游戏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他们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盛文颐的一个宅所里，也成立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第三个是陈立夫CC系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的据点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上。就当这三个“当地帮”正为谁是正宗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从重庆飞来的接收大员就到了，于是第四个“党部”又出现了。（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党的青年组织。CC派：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别，它的英文名称是“Central Club”（“中央俱乐部”），首脑是长期控制国民党人事及组织体系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如同恶狗抢肉一般，这些党部人员围绕着庞大的事业、产业和经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完颜绍元在《大接收》一书中讲述了沪上一家报纸几天内连改四个报名的“黑色幽默”故事：CC系的市党部接收了一家《新中国报》，一天后，就被重庆派来的人抢走了，改名为《正义报》，新报纸在8月16日隆重创刊，谁知到了第二天，突然又改成了《革新日报》，原来是被金神父路上的人以军事委员会宣导委员的名义夺走了，可是仅仅七天后，订户拿到的报纸又改成了《前线日报沪版》，新的接收者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驻沪办公处。汪系官员金雄白在狱中交代说，“从8月中旬到9月初的上海，只要与重庆的大员沾亲带故的，就以地下工作人员自居。有人自认为中统，也有人自认为军统，但谁也不知道他们身份的真假与职位的高下。”

    上海的四个“市党部”并立的景象还不是最混乱的，在北平，竟同时出现了八个“市党部”，尤其可笑的是，这些党部需要等待接收的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支付开办经费，后者谁也不敢得罪，于是索性就给八家全都发钱。

    最热闹的是天津。蒋介石委派的接收代表是当过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老政客靳云鹏，他刚刚要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津代表办公室”的牌子对外悬挂，就有人挂出了“军事委员会抗战建国工作团天津总站”，接着，“天津市党部”、“三青团天津市支团部”、“中统天津站”、“军统天津站”、“军统天津特别站”、“军统驻天津华北特别通讯站”等等都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而它们惟一的工作就是满天津城地寻找接收资产。最后，弄得日军驻津特工机关也傻了眼，只好登报请所有在津各系统的人员都来市府礼堂开联席会议。开会那天，竟一下子来了十几个系统的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