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放在一起简直让人难以相信。

    最讽刺的是，各部委为了制止私分资产的现象，还专门制订了一个密报制度，对检举者进行重奖悬赏。谁知这又成了某些官员大发横财的机会，很多非法行为遭密报检举，而主持密报工作的人则利用这些物资无底可查，再以清理为名拖延，最后将之隐匿吞没。仅以第三方面军为例，该军在上海办理密报物资，受理密报案1600多起，价值2000多亿元，最后移交的仅74案，价值300亿元，其余都被私吞了。

    至于“女子登科”则是腐败的绝对寄生物，敌伪的妻妾、女秘书等都成了被接收的财产。这股歪风甚至是从最高层往下刮的。傅斯年就曾记述了一个细节：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第一次到北平，就“时常在某家，一日，大宴会，演戏，文武百僚地方绅士毕集，他迟迟而来，来时带着某家之某人，全座骇然。”傅斯年继而说，“此为胜利后，北平人士轻视中央之始。”

    10月24日，《大公报》登载了南京特派员张鸿增的通讯《休说重庆来！》，通讯开篇就说：“‘重庆人’在收复区老百姓眼里在跌价，江东父老对这些凯旋的人最初是刮目相看，再而是冷眼静观，现在差不多已经摇头蹙额了……冷眼的江东父老观察了近两个月，得了一个结论，‘重庆人’到了收复区，第一件工作是做衣服，找房子，第二件是弄汽车，第三件是买黄金，第四件是女人。他们原希望这些凯旋的英雄一来，地方秩序渐趋安定，物价逐次平复，从此脱离了苦海。谁知这帮人却是拼命享受，成了抬高物价的因素，一开始工作就是把邮资加了十倍，铁道客运加了九倍，水电加了十倍。南京城内公然白昼抢劫，拘留所人满为患，一般物价在跳涨”。“或者是由于妒忌作祟吧？收复区人开始恨‘重庆人’。”最后，作者给出了一个无比激忿的忠告：“所以，我劝朋友们到了南京休说重庆来。‘重庆人’的风头叫这帮先遣人员出尽了，你来抢白眼吧。”

    蒋介石到后来也意识到“接收之乱”的严重后遗症。1948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总结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失败的教训时说：“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资料显示，在各收复区等待接收的日伪产业约为四万亿元，这几乎是当时中国的九成家产。可是，群鬼乱舞的接收大战让原本很有希望的战后重建变得前途叵测。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国民政府在1945年执行的三大经济政策——货币兑换、外汇开放与产业国营化更是让上亿民众和民营公司陷入集体破产的绝境。

    战时，在中国市场流通的货币主要有两种，一是重庆蒋政府的法币，一是南京汪政府的中储券，两者的对价关系波动很大，互有涨跌。早在1942年，法币与中储券的流通比值一度在1比2、1比3左右。日本一投降，法币身价顿时大涨，8月初，每两黄金兑换法币20万元，到8月11日就跌到17万元，数日后更到14万元。而中储券则大幅贬值。到9月中旬，以重庆、上海两地物价为参照，法币与中储券的比率大体是1比50，法币更有持续上涨的迹象。沦陷区的民众和企业呼吁重庆方面马上公布官定兑换率，以安定市场和民心。

    在行政院的专门会议上，经济学家、经济部次长何廉提出的方案是，1比50，至多不超过1：60，他在一块黑板上详细对比了重庆与上海的粮食、燃料和公用事业费用的物价状况，还画出了一张批发物价指数图表。而以宋子文、陈行、徐堪为首的财政部则坚持1比200。理由是，“法币的价值在上升，有人在用继续贬值的伪币兑换正在升值的法币。”当何廉再三表示反对的时候，以“不堪”闻名的徐堪竟以政治挂帅的理由来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