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来了一群王八蛋”、“烧错爆仗、拍错巴掌，迎错老蒋”、“宁愿鬼子烧杀，不愿国军驻扎”等等，有人在海南岛的海口接收总部门口贴了一副对联曰，“海内众奸凶，屏之国外；乾坤有邪气，在此馆中。”更有人总结了所谓的“接收八法”，是为“抢占盗偷，吞漏诈咬”。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新名词是，五子登科。五子者，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女子也。（民国作家张恨水以接收丑闻为题材，于1947年出版章回小说《五子登科》。何为“五子”的版本有多个，如“帽子、位子、房子、票子、婊子”、“房子、车子、女子、票子和金子”、“金子、儿子、房子、车子、女子”等。）

    天津市的接收总部就设在市长张廷谔的家里，整个接收期间，他只开了两次会，而且与会者都是亲属和部下，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他一口气接收了400多家企业，商店和医院400多处以及住宅百余所，这些大多从前门收进，从后门卖出，变成了张家的一根根金条。日军在海南的工矿设备和储存物资基本被全部盗卖，政府最后收进的只有200多条没人愿要的烂船。

    经济部被指定为接收的主管部门，但是这个部门里的人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公务员，无论是跑路还是抢东西怎么也比不过政客和军人，他们甚至连办公的地方都被抢走，专门负责南京地区接收的经济部特派员董赞尧回忆说，“到南京后，我们去找经济部，可是原址已为别的机关抢先占用，经济部无法接收。”更让他惊骇的是，“我们到了这里，除了档案外，其他已没有什么东西可接收了。”他还回忆道，“经济部主管的范围很广。例如煤矿和煤应归经济部接收，而铁路局则强调运输急需用煤，强要接收。又如面粉厂和一些食品工厂，粮食部说这些厂是搞粮食加工的，应由粮食部来接管。对于纺织厂，军政部军需处的被服厂强调军需，也要来接收。当时，我作为经济部的接收人员，感到这种情况太乱太糟，而且忙着接管的部门来头大，有的拥有枪支和军队，对之确实毫无办法。”各地情况类似，据当过经济部次长的何廉回忆，在湖北，应由经济部接收的工矿企业有365个、矿场45个、公司行号82个、电气事业26个，总计518个，最终被接收的只有40个，其余均为别的单位或个人“劫收”了。武汉市有180多座工厂，劫收过后，能开工的只有30多座。

    房子登科以北平和上海为最。战争结束时，日汪转交的上海房产有8500栋，其中被军方和党政接收人员占了5000多栋，房屋内的财物都被一并收下，这些大多成了私产。北平有敌伪房产1万4千余所，被接收的只有380余所。南满铁路公司在沈阳房产1200栋，最后只剩下两栋。

    为了隐瞒私分事实，各路接收大员都有两本“物资清册”，一本是真，一本是假，可笑的是，就连那本假的也因为层层克扣，最后不得不一次次地修改。投降的日本人也很熟悉国民党的这些套路，他们在交出资产时故意留下一些不入册，另以副册交给接收人，做“买路线”。日军第6方面军总司令冈部直三所部，在武汉投降后，留下大批现金、鸦片、军粮、食盐、轮船、汽车，另行呈缴给第6战区副长官郭忏。这位接收委员会主任将大部变卖归已，其余的用轮船装运南京，“赠送”上层官员。汪系官员金雄白说了一个极端可笑的例子：上海的日本驻军有7个师团的实力，人数不少于20万人，可是，接收过来的枪支却只有6万枝，难道有14万日军是用菜刀或长矛的吗？“这真是一件令人难以索解的事情。”

    因各省接收专员的素质高下，最后的结果天差地别。以华东为例，被委派到江苏的接收专员比较清廉，而且动作较快，乘火打劫的人没有来得及下手，于是汇总到的敌产总额为123亿元，而浙江省上报的数字是2.88亿元，安徽为1.33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