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晚清到民国，中央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力不是在减弱，而是在逐渐的加重，国营垄断力量的强化以及理性化构建成为一种治理模式，也正因此，与之寄生的官僚资本集团也越来越成熟和强悍。所以，如果不能从制度根本上进行清算，特别是加强经济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那么，官商模式的杜绝将非常困难。

    还有一个十分隐秘的、必须警惕的景象是，每一次对官僚资本集团的道德性讨伐，竟可能会促进——或者被利用为——国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因为人们在痛恨官僚资本的时候往往是以国有资本的流失为对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会忽略两者的互生结构。如果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倒塌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崛起。在1940年代中后期，孔宋集团被清理后，国民政府的贪腐现象并未被改变，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最终成为政权覆灭的重要诱因之一，所以，何廉曾哀叹，孔宋下台，官僚资本“未伤毫末”。

    在某种意义上，对孔宋模式的反思与清算，迄今尚没有真正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