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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1948年:最后的“打虎”
    列车轧在中国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

    比邻而居的是茅屋和田野间的坟,生活距离终点这样近。

    1948年春天,《国史大纲》的作者、无锡籍历史学家钱穆回到家乡,应邀在荣德生创办的江南大学任教。他住在荣宅的楼上,每到周六下午,荣德生夫妇都会从城里来,住在楼下,周日下午离开。晚饭后,他们必定会在楼上或楼下畅谈两小时左右。

    钱穆问荣德生,“毕生获得如此硕果,有何感想?”荣答,“人生必有死,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接着,荣德生提到他在南通修建的一座大桥。早在1934年,荣德生六十大寿,他发愿在无锡、常州一带,造桥百座以惠乡里,历数年建成大小桥梁88座,其中一座宝界桥,全长375米,宽7.6米,60个桥墩(以示六十大寿),时称“江南第一大桥”。荣德生对钱穆说,“一生唯一可以留作身后纪念的就是这座大桥,回报乡里的只有此桥,将来无锡人知道有个荣德生,大概只有靠这个桥。”

    就在他们促膝交谈的那段时间,申新纱厂的经营正让荣德生焦头烂额,他连维持生产的流动资金都无法凑集,向国有银行申请购棉贷款手续繁杂,不仅缓不济急,而且得贷很难。在这种情况下,荣家只好靠抛售期货来换取部分现金,可是栈单抛出后,棉花不易及时补进,花价却天天上涨。所以空头栈单抛得越多,亏得越大,而且到期客户来提货,很多不能兑现,所谓“生意”,已是穷途末路。

    所以,荣德生的悲观,并不仅仅因为对生命无常的感叹,而更是对当前经济和国事的茫然。对于企业家群体而言,那真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春天。

    自从内战开打以来,国民党的局势就是江河日下。开战之初,国共军队的兵力对比是430万比127万,前者的装备远远优先,更重要的是,它拥有整个国家机器以及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所以,蒋介石曾预言:“在3至6个月内,就可以消灭共产党。”可是,国军几乎每战必败,节节溃退,用美国顾问巴大维将军的观察是:“自我到任以后,没有一仗是由于缺乏军火装备而被打败的。”到1947年的秋天,解放军已经控制了东北和中原的大部分地区,国共兵力对比改变为365万比249万,国民党人的乐观气焰荡然无存。

    1948年的中国,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混乱的国家。它符合一个“坏时代”的所有特征——让人回想起1910年前后的晚清:人人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甚至很多人都明白好的道路、好的办法应该是怎样的,然而,就是无法改变现状,于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这个时代一起沉沦下去,终而同归于尽。在这种泥石俱下的坏时代里,越是激烈的变革越容易导致局面的进一步恶化。

    早在战事初起的1946年9月,《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就在《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经济现状:“一面倒的靠洋货输入,国家的财政又一面倒的靠通货膨胀。物价狂涨,工资奇昂,人民憔悴,工业窒息,独独发了官僚资本与买办阶级。政府天天在饮鸠吸毒,人民天天在挣扎呻吟,如此下去,则洪水到来,经济崩溃,已经不是太意外的事了。”《观察》的创办人储安平则在1947年3月的社论中对社会各阶层进行了分析:“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没有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觉;抗战结束以来对公教人员刻薄待遇,使他们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沉溺于贪污作弊,他们进行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士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败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

    王芸生和储安平所描述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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