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在后来的两年里一点也没有得到改观。接替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院长的是蒋介石的长期幕僚长张群，他虽然也力图变革经济，但是，却始终成效甚微，不得其法。随着战事的推延，财政状况变得越来越恶劣，国库收入仅占支出的5％，军事开支的比重高到惊人，仅东北军费就占了支出总额的40％，政府财政实际已经破产。

    在市场的表象上，反映出来的就是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国统区的物价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

    1947年7月24日的美联社发了一条电讯，它给出了一个很讽刺的物价比较：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头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只鸡蛋，1947年则为三分之一盒火柴。

    据《大公报》1948年8月16日的统计，以战前的生活指数为比较，8月份上半月的食物价格上涨了390万倍，住房上涨77万倍，衣着上涨652万倍，比7月下半月平均上涨90％。为了表达具象化，当天报纸用花边新闻的方式圈出一条短讯，“大饼油条，每件10万元。”《观察》杂志在《七个月来的中国经济情势》一文中也给出了相同的数据分析：“八年多的长期抗战，物价不过涨了2400倍。胜利迄今还不满三年，上海物价较之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却已涨了1.4万倍。尤其今年以来，更是惊人。7月第三周的物价总指数为战前的478万倍，较之去年12月最后一周上涨30倍。纺织、燃料、食物这些主要必需品的剧烈上涨，是人民生活负担加重，造成人心恐慌的由来。”

    以今视之，1948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是由于下述四个原因综合造成的。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财政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只好全靠发行新钞票支撑。1947年，法币发行量达30多万亿元，为上一年的10倍，比1945年则增加25倍。到1948年的第二个季度，已发行法币660万亿元，相当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乱发钞票的结果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诱发通货膨胀。

    第二，全面内战破坏了生产力，工农业的生产衰落自然导致税源枯竭。为了支持战争，国民经济仍以重工业为主，民生领域百业萧条，因此催动消费类物价的持续上涨。而在农村地区，大量农田成为战场，劳动力被成批成批地应征入伍，粮食产量持续下滑，农村生产力败坏到了极点。

    第三，吏政败坏、官僚及军阀的乘火打劫。各地政府的苛捐杂税加剧了官民矛盾，在河北省，一亩地要出一石捐税，最低的也要五六斗，赋税竟超过了收成。国民党军队每到一地，即由其党政军一体组成“军民合作站”，向各村低于市价一半，强征军需日用品，人民因此把国民党改称为“刮民党”，并高喊“国民党万税。”金融家资耀华在回忆录中记载说，“中央银行包机向各地运送现钞支付军费，各地军政长官则马上将之转换成黄金美钞，然后又各自私包飞机运回上海投机套卖。中央银行向北运送钞票的专车，有时竟出现行至半途即掉转车头南开的怪事。”国共军队在江苏徐州一带曾长期对峙，这里本非工商业码头，却因成为军事重镇，银行钱庄相继开分行，套买金钞。

    第四，市场分裂，导致原料紧缺。东北和华北中原地区是中国最主要的粮食、原棉和矿物产地，自从这些地区被解放军夺取后，国统区工厂的原料供应顿成难题，据《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汇编》显示，当时的边区政府实行了严格的商品禁运出口名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粮棉、牲畜和铜铁金属。1947年全国的棉花产量为1100万担，国统区的企业能收到的只有30％，纺织业因此减产两成，其他如橡胶工业和制药工业，停工均达三成，钢铁工业的70％陷入半停产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