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四面都是解放区，形同孤岛。到了1948年底，随着东北全境和河北唐山被解放，上海的钢铁和煤炭供应全数停摆。为了拯救上海，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只好委托杜月笙以全国轮船业联合会理事长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请求允许上海轮船到北方港口，以面粉换煤炭。毛、周复电同意，杜月笙把30万吨面粉拉到秦皇岛港，换走10万吨开滦煤，这才解了上海的断煤之虞。由此事可见，强弱易位已成不可逆转之事实。

    通货膨胀导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国民政府不但在治理上束手无策，而且还打压民主人士和报刊，试图钳制言论。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民主教授李公朴和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1947年5月20日，南京爆发六千学生大游行，高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口号，军警武力弹压，《文汇报》、《新民报》和《联合晚报》不顾禁令如实报道，上海警备司令部以“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及新闻”为由，下令查封三报，一日封三报，创民国首例。到1948年，几乎所有的自由知识分子都已经心灰意冷，《观察》主笔储安平在这年7月的社论中写道，“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一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

    一个组织——无论是国家或企业——濒临总崩溃的边缘，一定会出于本能，主动地寻求变革突围，这时候，激进或渐进成为两条可选择的道路。耐人寻味的是，在晚清和民国晚期，统治者都选择了激进道路，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加速了灭亡的速度。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宣布“还政于民”，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为了展示改革决心，他改组内阁，由清誉较高的地质学家、当过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

    翁文灏很快组成了一个空前豪华的“博士内阁”，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毕业于国际顶级名校的博士，翁本人是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其他如外交部长王世杰是伦敦大学经济博士和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社会部长谷正纲和粮食部长关吉玉都是柏林大学博士、司法部长谢冠生和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是巴黎大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是哈佛大学博士、司法部长王庞惠是耶鲁大学博士、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惟一的“土鳖”是财政部部长王云五，他是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大名鼎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发明者。就是这个由博士精英组成的内阁很快吹响了改革的号角，他们推出一套让人眩目的经济改革“组合拳”，从财政货币政策、产业市场化和治理腐败三个方向同时出击，试图挽大厦于即倒。

    这是一个无比大胆的、绝地反攻式的改革冲锋，其过程和结局都是可悲和可笑的。在后世的国际金融史上，它已经成为一个最典型的反面教案。

    翁内阁选中了货币改革作为冲锋的战略突破口。他们认为，几年来的无度发行和通货膨胀已经让法币走到了尽头，因此必须进行坚决的币制改革，王云五提议以中央银行所存的黄金证券作保证，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实施的办法是以各地行政力量来收兑或收存民众手中持有的黄金、外币，进一步强化管制经济。这个重大方案很快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在未做任何可行性分析的前提下，就匆忙出台了。

    大改革是从1948年8月19日开始的。这一天，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由行政院提出的金圆券改革方案，当晚即由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