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报争相报道“扬子公司囤积案”，“清算豪门”之声陡起。

    公司被查，孔令侃向宋美龄哭诉，宋专程到沪，把两人约到永嘉路孔宅面谈和解，蒋经国不从，姨表兄弟大吵一场，不欢而散。宋美龄只好去搬最后一张王牌。蒋介石当时正在北平前线主持军事会议，被夫人紧急电召，连夜乘飞机赶回处理家事。他将蒋经国痛骂一通，父子交谈不到半个小时，小蒋就垂头丧气地走出办公室。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而积极报道“扬子案”的《大众晚报》、《正言报》被勒令停刊。蒋经国的老部下贾亦斌登门质问蒋经国，扬子案究竟办还是不办了。蒋黑着脸，十分消沉地说，我是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啊。

    就这样，轰动天下的“扬子案”以如此荒唐的方式落幕，这也意味着蒋经国上海“打虎”行动的嘎然终结。扬子公司被“放生”后，蒋经国辛苦建立起来的整肃权威顿时冰散，市场信心瞬间崩溃，从10月起，上海物价再度飞扬，《申报》报道称，“黄牛党无缝不钻，长蛇阵随处可见，绒线香烟西药等物无一不被抢购，药房门外占地待顶更属闻所未闻。”民国著名记者、蒋经国的朋友曹聚仁记载，那些日子蒋“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于狂哭狂笑。这显然是一场骗局，他曾经呼吁老百姓和他合作，老百姓已经远远离开他了……有的人提起经国，就说他是政治骗子。有人原谅他，说这都是杨贵妃不好，害了他，蒋先生的政治生命，也就日薄西山了。”

    “打虎”行动的半途搁浅意味着货币改革的流产，而翁式改革的另外一翼，五大国有企业的产权出让也进行得很不顺利。出乎决策者意料的是，这些“香喷喷”的资产也成了无人认领的“弃物”。

    从9月10日到11月初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五大企业股票出售情况相当不理想。总共售出的数额是784．43万元，不到向社会计划出售总数的2％。其中，最多的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售了377万元，但也不到计划向市场出售总数的8％。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仅仅出售了5．4万元，不到计划出售总数的百分之0．02％。而天津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可供出售的股票甚至只卖出了4000元，用当时媒体的描述是“景象颇为凄惨”。

    9月27日的上海《商报》发表社论《国营事业股票为何不受欢迎？》，认为“原因不关发售的技术，而在事业组织的本身……不是意料之外，而在意料之中”。因为，“国营事业既把一部分让给人民”，就“决非名义上改为公司组织就可引起人民对于投资的兴趣，人民所愿投资的对象，是一有前途有利益的事业”。接着，这篇社论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了售股遭遇冷遇的原因。

    其一是政府出尔反尔，没有信用：“招商局创设的时候本是国营的，后来改为官商合办，最后又收回国营。而现在又要改回官民合营了。”并且，“每次改变都是政府所主动而民股不能参加意见”。“通商、四明、中实、国货所谓小四行也者，本来都是民营银行，政府参加后改为官商合营，现在要把官股收回再改为民营。如此一再更张，投资者觉得毫无保障”，因此怎么可能“踊跃参加？”

    其二是国营事业效率差，与民营事业无法相比：“国营事业的行政效率，往往比不上民营事业，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不容否认的。国营事业既是事业，事业就要讲求效率。而政府偏偏从种种手续上使国营事业不便讲求效率，岂不是事业本身的损失？至于因此而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更非民营事业所能想象。”“公司组织的事业，而有官僚化的制度，投资者当然要望而却步了。”

    其三，中国的国营事业，获得政府的协助少，而为政府尽义务多，改为官商合营企业后，投资者也要跟着赔累：“例如中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