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对于布的供应，台糖公司对于糖的供应，招商局对于军差的供应，都是民营事业所轮不到的”，但“政府一纸命令，国营事业便首当其冲”。而且，“据说现在的国营事业为了替政府服务，赔累甚多，而对于社会的服务往往顾此失彼，现在改了公司组织，大权仍在政府手中，若是还要公司赔累的话，那投资者岂非也要受累在内？”投资者有了顾虑，对于国营事业的投资当然会“踌躇不定了”。

    这一番分析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企业家及普通投资者对改革的判断，其背后其实就是两个字——“失望”，对过去失望，对现在失望，对未来失望。从一项重大变革的推出时机，可以清晰地判断出主政者的改革诚意与决心，也从而决定了它的成败。此案对后世的启发在于，其一，任何改革都必须建筑在信心、信任和信托的基础之上。其二，涉及国有资产的市场化改革宜在宏观景气上扬及政策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如果等到经济危机总爆发或时局发生大动荡，则成效甚微，甚至会产生致命的负面效应。

    至此，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全盘惨败。

    11月1日，行政院无奈之下只好同意开放粮食价格，限价政策全面瓦解。第二天，翁文灏公开承认经济改革失败，他表示，政府在平衡收支、阻止资金外流、取缔高利贷、增加银行存款等所有方面均无建树，他和王云五分别引咎辞职。同日，蒋经国在上海做告别演讲，他说，“检讨七十来天工作，深感新的力量尚未成熟长成，而反动势力已结成一条战线，狼狈为奸。我们有高度的情绪，坦白的胸怀，但尚缺乏斗争经验，不足以对付老奸巨滑的经济敌人。”言罢，黯然离沪。他后来施展自己的抱负，创造了“东亚四小龙”的台湾经济奇迹，并成为亚洲最优秀的地区领导人之一，不过这已是整整三十年后的事情了。

    金圆券改革失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翁内阁倒台后，经济重新陷入混乱，通货膨胀呈现报复性上涨的态势，物价狂涨速度超过改革前，以上海的食品为例，在8月23日，每袋大米（计171磅）售价20元金圆券，每袋面粉（计49磅）售价7元金圆券，食油每22加仑售价58元金圆券，到11月6日，已分别上涨到240元、73元和550元，升高十倍有余。《申报》报道，上海正泰新棉布店，最多一天换了16次牌价，职员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一块肥皂。11月10日，首都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警察开枪都不能禁止疯狂了的市民，当日有22家米店遭劫。金圆券以无与伦比的贬值速度，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史上的一则笑话。（1940年代的货币泛滥和通货膨胀是十分夸张的。《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一书有过一个统计：若以1937年6月（“七七事变”前）的货币发行额为100，1945年8月的发行额就为2.82万，1948年8月为4707万，1949年5月则为14.45万亿；上海的物价指数以1937年6月为100，1945年8月的指数为864万，1948年8月为5.64亿，1949年5月为36.3亿×1百万。国家混乱，无以复计。）

    以经济治理的角度客观分析翁内阁的此次激进改革以及蒋经国在上海的七十多天“打虎”，可以说，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理想主义式挣扎。让人意外的仅仅是，它竟以如此快速而无耻的方式完结。

    以当时财政收入的赢弱，试图用金圆券替代法币的办法来稳定物价和人心，根本就是异想天开的“豪赌”，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溃败，改革失败只是时间和方式的问题而已。张公权日后便分析认为，“政府孤注一掷地把它的政治威信和前途押在那次短命的货币改革——即实行金圆券方案上。这只足以说明，政府的政治力量已不复存在，人民对它的信心已扫除净尽，从而加速其最终的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