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1949年:两陈驯沪
初曾赋诗描述陈云的算盘功夫,曰:“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全中国的工商业者都盯着这两位会写诗和打算盘的中共将领,上海能否被驯服以及如何被驯服,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
在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里,有一个声音似乎是共识:共产党打仗是第一流的,治理经济恐怕不入流。日后,荣毅仁回忆说,他当时便认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也说,“中国人口在18、19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两陈此时面临的上海经济局面,与一年前蒋经国“打虎”时完全类似——是恶性通货膨胀前提下的,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的两重混乱。蒋经国的办法是,用金圆券换法币,然后用口号和冲锋枪强行弹压商品投机交易,而其结局则是惨败。这一回轮到陈毅和陈云来展现治理才干了。
从1949年5月进城到1950年初,“两陈”与上海的投机商人围绕货币和商品,面对面地打了三次场面激烈的攻防战。
第一仗是银元大战,金融投机商在此役中全军覆没。
上海解放当日,陈毅就颁发布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在6月5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上流通。因为金圆券已成废纸,所以兑换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到6月3日,收兑的金圆券已堆满了所有的银行库房,装运的汽车从外滩沿九江路排到了四川路。可是,金圆券收上来了,人民币却下不去。
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市民对纸币失去了信心,投机商乘机炒作“黄白绿”——黄金、银元和美钞,其中银元——俗称“袁大头”或“孙大头”,指民国期间铸造的两种银元,分别因印有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头像而得名——成为主炒对象。在5月底和6月初的10天里,银元价格暴涨了将近两倍,受此影响,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随之上涨两倍多,大米和棉纱涨了一倍多,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
解放军进了上海城,可是人民币却进不了南京路,这自然成了国际笑话。一开始,军事管制委员会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可是,10万银元抛出去,马上被投机商吃进,如泥牛入海。此时还坐镇北京的陈云意识到,我们“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他判断,如果用正常的抛售办法对抗,势必牵动全国的货币市场,造成全国游资围攻上海,形成决战的态势,不要说我方未必有那么多的银元可以攻防,即便足量抛售,局面也是大乱。所以,他与陈毅商量,决定采取断然的军事手段。
6月8日,军管会通过报纸、电台进行阵前喊话,敦促投机商停止对银元的炒卖,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币。10日上午,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亲自出动,带领全副武装的军警分五路包围了设在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此楼建于1934年,高八层,曾是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抗战结束后,经国民政府批准登记的证券字号有234家,在全国证券金融市场上的地位极其显赫。
证券大楼被攻占的经过是这样的:早在9日,公安局已派人化装进入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并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商家的名单。10日上午八点,200多名便衣警察按预定部署进入证券大楼,随后分五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两个小时后,一个营的警卫部队乘十辆大卡车到达大楼,对整个建筑物实行军事包围。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