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分布在楼内各场所的公安人员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刻停止交易活动，就地接受检查。当时在大楼内的人员共2100多人，从上午到午夜12点，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每一个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会后，当场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审判，其余1800多人被陆续放出。

    在当时报纸上，一个叫张兴锒的金融业主成了“奸商”的典型：“他的办公室在4楼265号，外挂招牌寿昌金号，屋内单是电话机就有25部，密密麻麻的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从门外沿着天花板伸到屋外。房间内还藏着许许多多的暗号和密码，同四面八方联系。墙壁上挂着一个证明书，是由国民党财政部部长俞鸿钧签署的。在旁边则挂着一个红纸表格，好象军用地图用来指挥作战，上面写着四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在进行了如此详细的现场描述之后，记者肯定地说，“这显然是金融战线上一座奸商的前线指挥所。”

    上海证券大楼被突袭，所有的银元炒卖活动顿时停止，随后，全国各地的证券交易场所全数遭查封，“资本市场”从此退出了中国的经济舞台。而对上海来说，民间的金融活动被彻底取缔，意味着上海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功能被摘除，香港取代了它的地位。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成为了单纯的轻工业和商业中心，证券交易所重新回到上海滩，将是整整41年后的事情。

    银元大战打完后，接着上演的是纱布大战，这又关乎上海最重要的实体产业。

    “战事”的起端还是因为全国物价的动荡。根据陈云给中央的报告，1949年的前八个月，关内（除东北地区外）的货币发行额从185亿元增加到了4851亿元，增加了25倍，四季度还要再发行8000亿元，其中4000亿元用于收购棉花和纱布等物资。因此，制止物价上涨是不可能的，而且有“剧烈跳跃之可能。”果然如他所料，物价在开国大典前后，稍稍稳定了一下，从10月15日起，沪津先导，华中、西北跟进，人民币大幅贬值，物价猛烈反弹。不出一个月，京津涨1.8倍，上海涨1.5倍。在所有上涨商品中，最具指标意义的就是政府收购的纱布，而主战场便在上海。

    上海从来就是全国棉纱和棉布的生产和交易中心，与1937年相比，上海棉纱字号从60家发展到560家，棉布字号从210家发展到2231家，此次，贸易投机商集中攻击纱布，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上涨了3.8倍，棉布上涨3.5倍，因此，拉动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扬。

    棉纱与银元不同，无法用查封全部交易行的方式来解决。陈云用的办法是增加供应，举全国之力解决上海问题。

    从11月13日起，已从北京南下坐镇上海的陈云给各地密发十二道指令。他命令长江中游的棉花和纱布中心汉口将纱布囤积并秘密东运，西北地区将陇海路沿线的纱布尽速运到西安，华北的纱布则聚集在京津；各地由政府控制的贸易公司，暂时停止交易，将纱布调集到中心城市待命；各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全数暂停支付，由中财委统一掌握；同时，电令人民银行总行及主要分行，除特殊许可外，一律停止所有贷款。陈云的这些指令都在第一时间上报中央，周恩来在电报上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毛泽东历来有晚睡习惯，对此事十分关注，每件必复，宛若在指挥一场决定生死的军事战斗。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准备，大量物资集结完毕，两陈掌握了充足的纱布，于是开始发动总攻击。陈云在战前还告诫说，“如出现市场大乱的情况，只要我们确已紧缩货币发行，物价指数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