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十分落后的缘故”。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中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

    1948年9月，在即将取得全国政权之际，毛泽东的观点依然与上述的阐述保持一致，他指出，在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随后他认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将成为新中国的五种经济成份之一，但这种经济成份并不是可以无限制发展的。资产阶级迟早会被“消灭”掉，不过在他看来，这个过程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在194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中共领导层达成共识，认为，“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观点，要犯左倾的错误。”毛泽东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

    建国前夕的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地表述说，“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1950年4月，他更指出了新中国当前的“三大敌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在同年6月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他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这一系列讲话表明，在1950年前后，民族资本主义被看成是一个需要团结和利用的阶层。后来我们将看到，随着形势的衍变，他一步步地改变了这样的观点。

    正是基于清醒的政治判断，共产党在夺取了政权之后，对民族资本的接收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办法。据建国初期与陈云一起负责全国财经工作的薄一波回忆，在攻克北平和天津之后，毛泽东专门同他进行了一次很重要的谈话，他嘱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毛泽东主要警惕的有两点，一是不能变成三百年前的李自成，因狂欢贪腐而自我毁灭，二是不能变成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把接收变成“劫收”，得了天下的同时就失了民心。

    当时军队进了大城市，的确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景象，如哄抢物资、破坏设施，任意处置有产者等等，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严厉地批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中财委据此规定了“十六字”接收办法：“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对于民族工商业的基本做法是，“当我们还没有能够定出一套更合理更有效的制度来代替旧制度中某些不合理或过时了的东西时，宁肯不轻举妄动，以免影响生产组织，发生无政府状态。”这显然是一种务实的工作策略，因此，与四年前的“接收大战”相比，新中国的进城接收要有序和有成效得多。

    再说进城接收之后的政策设想。其基本的逻辑是，迅速确立国有化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治理模式，同时兼顾民族资本集团的利益诉求。

    以所有制区分的方式来治理产业经济，这种独特的模式从一开始就被确定了下来。1949年5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的文件中，就对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建制进行了规划，其中要求，在中财委内分别设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