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在金融政策上，公营贷款一般占80－90％，私营贷款则比重过低小，而且还款事件限得过短，资金周转不过来；

    其五，在原料采购、分配上，对私商的限制多。天津私营纱厂采购原棉，花纱布公私只准它买次品的棉花，并限制采购数量。太原私营铁厂需要的钢筋，不允许在市场上自由选购，必须以高价从国营单位进货；

    其他的问题还包括，不允许遇到困难的私营工厂降低工资，在商品已经滞销的情况下，国营贸易只吐不吞，放弃调节市场的责任，在加工、订货和成品收购上条件苛刻，私商得到的利润低，有时公方还不守信用。

    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说，“华北如此，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这类问题。我们工作中发生的这些缺点、错误，使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疑惑和不安，一些从香港回到上海的资本家，这时有的又跑回香港去了，湘鄂赣和武汉市的工商业者说，你们的贸易公司、合作社一起挤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前途！”

    就在5月20日，刘少奇再度重申了他的宽容政策，他说，“在今天及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合作社和国家商业是不能完全代替私人商业的。私人商业在相当广大的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大量的商品还要经过商人的手送给消费者和生产者。因此，这些直接间接经过了商人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获得者，就还不能免除或不能完全免除商人的中间剥削。而在目前，企图用国家商业与合作社商业去全部代替私人商业的思想，那就是一种错误的‘左’的思想，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的。”

    时间到1950年的秋天，随着朝鲜战事的展开，全国民众一致对外，国内矛盾缓解。这场冒险的战争共消耗各种物质560多万吨，开支战费60万亿元，在经济领域产生了刺激生产的强大效应。（1951年末的物价水平：1斤豆油的零售价格为3500元，1斤大米为1270元。）

    12月，政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这从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他们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作用。据统计，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10个大城市私营工商业达3.2万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又增加了11.9％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私营工业发展也较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营工业的职工增加了8％，总产值增加25％，资金增加10％，利润的增加更是惊人，同比增长达到146％。

    全国民众以无比的热情支援朝战，据1952年2月《进步日报》报道，截至1951年底，全国捐款5.02万亿元，折合战斗机3349架。海外华侨的捐助总额超过一亿美元。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土地改革全面展开。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决定从1950年冬季开始，用两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分期分批地完成土地改革。土改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各地政府派出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农会，组织农民向地主阶级开展斗争。到1952年底，全国大约有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它一些生产资料。

    日后的事实表明，这一次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是一个过渡性事件，四年后，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土地从农民手中转回为国有化，中国的土地所有制经历了“地主－农民－国家”的演变轨迹。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的财产权基础，对人们投资和经营私人财产和企业有根本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