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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1953年:“156工程”
做总工艺师的赤维特可夫,以他为首组织这些人做设计。我就作为他的助手参加了整个设计工作。”他在《我的汽车生涯》一书中写道,“1951年12月,初步设计做完了,设计院通知我去,把厚厚的几十本设计书和图纸交给我。当时中苏双方关系很好,这么多的设计资料交给我,既无什么仪式,也不要繁杂的交接手续,连收条都没有。我用外交邮袋装上设计资料,一个人搭乘飞机直飞北京。陈云召集中央各部委对苏方的设计进行审核,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讨论就完全通过了,然后盖上鲜红的大印,全部手续就算完成了。”

    陈祖涛接着描述说,“做完设计以后,实施这个设计,多少个车间、每个车间用什么设备、什么供电、供水是很复杂的,全部都是他们做的。而且什么设备都是苏联供给的,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对我们是封锁的,除了苏联以外,我们拿不到东西。当时在经济危机的时候,30年代西方也不供给苏联设备,苏联是用金子买西方的设备。以后再买,人家就不给了。苏联也是从西方买的,所以他供给我们的设备很多专用设备、很多特殊的设备只有一台,从西方来的,第二台没有,买不到,他们就专门为我们制造。真的很无私了。”

    建设一汽的设备总数达一万多台,基本上都是苏联供应的,我方能制造的仅是清洗机等小型辅助机械。陈祖涛举例说,有一台设备是生产汽车车架用的压床,有三千吨重,这个设备在苏联都没有任何一个制造厂可以制造,因为实在太大了,需用专门的大厂房。为此,苏联在斯大林汽车厂盖了一个超大型的车间,用它为中国铸造了一台。造出来后,要运送过来,这台设备又重又宽,所行铁路沿线,对面的火车均需中停避让,苏联铁路系统全线总动员,从斯大林汽车厂到长春,一万多公里长驱送达。

    援建设备的同时,苏联又帮助中国培养汽车人才。在斯大林汽车厂厂长克雷罗夫的亲自主持下,苏联专家提出了一个从生产到管理的各个部门、各道生产程序所需的完整的人员清单,其中包括厂长、处长、车间主任、工段长到普通的调整工。这份名单的人数多达518人,全部送到斯大林汽车厂实习,苏联方面给每个人每月发送700卢布的津贴——相当于苏联工程师的月薪,并配备了皮大衣、毛料西服等。实习生除了被安排到车间学习外,还根据专业有一对一的专家讲课,讲课时间为:工人300小时,管理干部400小时,技术人员500小时。这批实习生日后成为中国汽车乃至机械制造业的技术和管理核心,其中的优异人才更成为国家领导人,如江泽民、李岚清、叶选平等等。当年的江泽民是动力处处长,带他实习的是全苏最出名的动力专家基列夫。

    1956年7月13日,第一批十辆汽车下线,它被命名为“解放牌”,由毛泽东题字。它以苏联的吉斯150型为范本,载重量为四吨,装有90匹马力六个汽缸,最大车速每小时65公里。

    “一五”期间,中国人不但造出了汽车,还试制成功了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建成了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在长江上建成了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开通了北京到西藏拉萨的航空线,在武汉和包头新建了两个大型炼钢厂,完成了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项目的兴建,还在洛阳和哈尔滨建成了拖拉机厂和轴承厂,在兰州建成了大型炼油基地。

    所有这些项目,都离不开苏联的扶持。五年中,有8500名苏联专家来到了中国,这是一支不应该被遗忘的“国际纵队”。

    “156工程”在当时不见于报端,几乎没有任何的公开报道,日后更是被淡忘,数十年后很少有人知晓,甚至对此的全面研究也并不多见,一直到2004年才出版了第一本研究专著《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作者董志凯和吴江),发行量仅5000册。这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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