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主义服务，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让很多人大大松出一口气。日后来看，这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阶层的消失。4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广议国政，舆论因此欢呼“春天来了”。

    在农村，正在开展一场影响深远的“合作化运动”。几年前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又以合作社的方式被收归为集体所有，它为几年后的人民公社奏响了前曲。到年底，中国五亿农民基本上都被纳入到100多万个合作社之中，开始了集体化的生产和生活。刚刚当上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描绘了他的家乡成立合作社前后的情景：“在合作化高潮卷到这个村子里的时候，热烈的场面真是动人。高级社成立前几天，号召大家积肥献礼，每只船都出动了，罱得满船的河泥，把几条河都挤住了。几村的人都穿上节日的衣服，一队队向会场里集中。一路上放爆竹，生产积极性的奔放，使得每个人都感受到气象更新……肥料加到地里，青青的水稻那样得意地长起来，使农民心花怒放……农民们从田里回家谁都怀着兴奋的心情，‘700斤’没问题，接下去的口头禅是‘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

    一年多后，费孝通开始对合作社经济模式产生了怀疑，并因此受到批判。二十多年后，中共中央对这次合作化运动进行了反思，在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写道：“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经济上的成就，也为社会环境的宽松创造了条件。春暖花开的时候，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召开了一次研究妇女的着装座谈会，提倡妇女打扮得漂亮一些，衣服穿得美一些。《中国青年》也发表文章，号召：“姑娘们，穿起花衣服来吧。”报纸杂志纷纷向大家推荐新的服装样式以及搭配方法，并讽刺不好意思穿花衣服的妇女。不久，上海、北京、天津相继举行了盛大的时装展览会，最新时装里有传统的旗袍，也有各种款式的花衣服。《人民画报》还以两个整版介绍了新上市的皮鞋款式。但是，对于许多女孩子来说，穿花衣服的号召又引起了新的烦恼，因为市场上的花布种类太少，买到一块中意的花布并不容易。《中国青年》杂志呼吁，“印花布不是一件小事情。我国妇女儿童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左右，除去一部分人可能不愿意穿花布外，最少有三亿以上的人口要穿。花布穿在三亿人身上，如果花样不好看，六亿人看了都要不舒服。”

    在城市商店里，日用消费品比前些年都要丰富一些，电子管收音机和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是最受欢迎的商品，它们被老百姓并称为“四大件”。

    在1956年，创办了南洋烟草的简玉阶以87岁高龄去世，他在回忆文章《我的喜悦和安慰》中说，“看见洋商的纸烟在中国市场上被彻底打垮，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这个多年的愿望今天实现了。”

    9月30日，老上海的商业名人刘鸿生也去世了。在临终前的那个深夜，他在病床上用极低沉的声音，对四子刘念智说了最后几句话：“四儿，你从国外回来后，一直跟在我的身边，你应该最了解我。我生平最担心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怕企业倒闭，另一件是怕子女堕落，在我死后抢家当。现在这两件事都由共产党给我解决了，企业不会倒闭了，子女不会堕落了。我可以安心地离开你们了……”话毕，即陷入昏迷。

    次日早上，69岁的刘鸿生断气时，刘念智正在参加“十一”国庆游行，他担任了上海市工商联的游行大队大队长，没能守护在父亲的身边。8点钟，他在游行队伍中突然听到广播喊人：“刘念智，鸿老刚刚去世，你赶快回去罢！”

    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