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了，实在对不起人民。”在其后将近二十时间里，上海市民只能吃到黄浦江里的死鱼。

    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当它固化成型之后，即便是它的设计者也无力变更它内在的逻辑，这正是陈云在小蒸公社所遭遇到的景象。在与老乡们交谈时，陈云问，“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众答，“好人。”陈接着说，“我虽是好人，结果办了错事情。”回到北京后，陈云给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随附三个调研报告，其中包括《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等。

    就当陈云在家乡做调研的同时，在安徽、广西等地正刮起一股包产到户的“单干风”。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安徽曾经是最积极的省份之一，可也是付出代价最大的地区之一，在1959到1961年的三年中，安徽总人口净减439万人，而在之前的六年间，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万以上，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记载，“安徽可能是人口减少最严重的，1960年全省的死亡率猛增到68％，为全国平均数的3.5倍多”。正是在如此的绝境之下，1961年2月，省委书记曾希圣提出“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到户责任制新办法，先是在每个县搞“责任田”试点，然后渐渐推广，在短短两个月里，就让全省39％的生产队都推行了新政策。曾希圣还在3月底专门给毛泽东写信，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做法进行辩护。国家粮食部专门对该省肥东县两个叫做路东和路西的生产队进行了对比调研，路东队实行的是责任田模式，结果夏收粮食亩产112斤，秋收亩产245斤，而吃大锅饭的路西队，夏收和秋收亩产分别是100斤和195斤。几乎就在安徽搞包产到户的同时，广西的龙胜县也开始分田单干的试验，全县1994个生产队有一半把土地分包给了农民。农村工业部部长邓子恢亲自南下做调研，并给予了肯定，其子邓淮生后来回忆，他曾问父亲对包产到户的看法，邓子恢说，“包产到户不是单干，是农村经济管理的一种形式，因为土地所有制没变啊！好比工人计时做工和计件做工，单位时间内生产多少个零件。农民也一样，一年内交多少粮食。工人做工可以包工包料，农民种地为何不能也采取这种办法？”

    安徽和广西的做法，引发一场大争辩，《人民日报》专门辟出专栏进行讨论，赞同者认为这是提高农民积极性和增加粮食产量的好办法，反对者指责这是在走农村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一种大倒退。7月，颇受压力的安徽省委专门给中央打报告，希望得到政策上的肯定。到这一年的11月，安徽的“责任田”已经推广到91％的生产队。此外，甘肃、浙江等地也开始学安徽，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一书曾引用当时甘肃农民的话说，“我们的脑子想进步，就是肚子太反动了。”

    1961年11月13日，中央表明了态度，在这一天发出的《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文件中，明确指出，“目前在个别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原则，因而也是不正确的。”不久后，曾希圣因“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而遭到批判并被撤去职务，赞同包产到户的邓子恢等人日后也因此纷纷受到批判，邓被认定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从此，早萌的包产到户改革嘎然而至。它的复燃将在17年后的1978年，而发动之地居然仍是安徽。

    1960年4月29日，4万多人聚集在黑龙江的萨尔图大草原，北方的春天，杂草已经长起，但是大风刮在脸上还是干涩而微有寒意，这年的雨季来得特别早，人们站在泥泞不堪的草地上，每个人的脸上都亢奋不已。一条巨大的横幅在空旷的草原上非常醒目——“石油大会战万人誓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