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吨。在当时的工业界，把关停工厂和精减工人统称为“拆庙搬和尚”。

    大跃进对中国经济的灾难性后果，日后有无数论文和书籍进行了反思、总结。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二五计划期间（1958年－1962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6％，远远低于一五时期（1953年－1957年）的10.9％。据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的测算，“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全部损失，估计是1000亿元，几乎相当于一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两倍。”

    在三年灾害时期，还有两个经济事件值得记录，一是包产到户的试验和夭折，二是大庆油田的发现。

    “吃饭不要钱”、“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只在很短的时间里让农民感到幸福，很快，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和荒诞性便非常清晰地一一呈现了出来。1961年3月，中共中央起草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取消了农村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但是人民公社的模式却被肯定和固化了下来。

    这年6月，陈云回到家乡青浦县小蒸公社做了半个月的调研，同行的秘书周太和、经济学家薛暮桥等人在日后都回忆了那次难忘的行程：

    地处上海城郊的青浦县古来是最富足的鱼米之乡，可是，“大跃进”之后，这里的农民也只能顿顿喝稀粥，吃不饱饭的时候，农民把原本用做绿肥的红花草也吃光了。陈云等人走在小镇上，看见许多农民门口晾着麦杆，据当地人说，这是生产队碾麦后分给农民的，可是家家户户都把麦杆重新晾晒后，放在簸箕里搓，结果还能搓下来许多麦子。陈云问一个老农妇，这么搓能搓下来多少麦子。老农妇说，攒起来能有一斗。陈云大惊。他很快猜出了答案：这是农民们故意在打麦场上不碾干净，然后再把麦杆分回到家里，私下留了一点口粮。陈云感叹地说，我们不能多拿农民的东西，你要拿，他们总是有办法应付的。

    陈云去参观公社的养猪场，干部们告诉他，去年一年公养猪没赚到钱，反而亏了3.8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要负担16元，建猪场，搞基建还化了7万元。陈云算了一笔帐，允许私人养猪的时候，平均一头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为6％，实行公养后，一头母猪全年平均只生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竟高达89％。这么强烈的对比，又让陈云大吃一惊。

    更让陈云吃惊的荒唐事还有不少。到了傍晚，陈云听到小镇上合作商店的店员在吆喝：“棒冰，棒冰，两分一碗”。他很好奇，棒冰应该论根卖，怎么会用碗卖呢？出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棒冰是上海做的，然后通过国营商业渠道，运到县里，再从县里用汽车、小船运到各公社，公社再往大队、小队分，到了基层的商店，棒冰就成了棒冰水，店员舍不得倒掉，就只好用碗来卖了。陈云听了直摇头叹息：现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区划来管理的，不合理，可是又改不过来。

    小蒸公社靠近黄浦江，过去有许多渔民下午开船到江上去捕鱼，黎明运到上海城里去卖。实行统购统销之后，青浦县禁止渔民私自贩售，捕上的鱼必须运回青浦，卖给国营的县水产公司和下属的收购点，再由它们运到上海去完成供应任务。这样多次来回运输，自然就耽误了时间，把活鱼硬生生运成了死鱼。渔民只好把鲜鱼做成咸鱼上交，从此，上海城里的鲜鱼越来越少，甚至连咸鱼也因为运输费和手续费一加，价格比以前高了不少。陈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非常惊讶。他亲自找来青浦县委和水产局的负责人谈话，劝他们准许渔民直接去上海卖鱼。那些负责人很为难，他们说，如果这样做，必须要改变现在的供销社制度。陈云听罢，沉默良久，然后深叹一口气，对周太和说，“我一个党中央副主席，连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