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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1959年:最苦难的三年
市里,在三年里共新招收了职工2500多万人,城市人口从9900万陡增到1.3亿,这自然造成了粮食的供应紧张。当经济突然大萧条后,工厂里马上出现了人浮于事的景象,纺织工业停了500万锭,食品工业三年增加了55万人,很多工厂的工人无工可做。根据计算,从城里精简两千万人,可减少供应粮食30亿斤。中央的《精减通知》指出,“这次精减的主要对象,是1958年1月以来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包括临时工、合同工、学徒和正式工),使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

    从精简政策实施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事实表明,这一政策缓解了城市供应的紧绷状况,也对农业的休养生息起到了复苏的作用。以坚忍和温顺出名的中国农民从来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支撑者,他们在正常的年景里贡献廉价的农产品,一旦发生危机,广袤的农村就成为成本最低的“泄洪区”,这种景象在日后将一再发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工商经济的成长从来就在吃“农民的红利”,城里人亏欠农民的实在太多。

    在2000多万被精简下乡的人中,就有一个16岁的农村青年名叫鲁冠球。

    鲁冠球的家乡在浙江省萧山县的金一村童家塘,与杭州市隔钱塘江相望,他从小的梦想就是能够进城当一个工人。1958年,在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小学还没有毕业的他就被征调进了萧山县城,在一个打铁合作社当上了锻工。三年学徒期满,工资从最初的14元加到了36.5元,这让他很是满意。可是就在新工资拿了2个月之后,他突然被精减掉了,卷起铺盖回到了童家塘。很多年后,他回忆说,“那时,我想得很清楚,不种地。我觉得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所以一心就想做工人。我筹了110块钱,搭起草棚开了一间修理铺,开始为村里修自行车。那时农村自行车少,生意很淡。”

    发生在1961年的这次大精减在少年鲁冠球的心里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金一村距萧山县城不到两公里,可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去工作过,他说,“我发誓从此不再进城,我就在农村办工厂。”二十年后,一心想做工人的鲁冠球成了中国最著名的农民企业家。

    在设法缓解粮食危机的同时,还必须把过快的工业速度降下来。

    1961年的一季度,各项工业指标发生重大溃乱,25种主要工业产品中,除了食糖,其余均比上一年的四季度下降30%到40%,决策层这才承认现实,开始踩急刹车。在5月21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各项指标大幅下调,提出“坚决后退”和“必须退够”,毛泽东无奈地说,“退得够,这样好。无非是外国人骂,说中国人不行。我们现在就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没有学会,还要十一年才能搞好,至少要十年。不退,你有什么办法?”

    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通过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它一方面继续强调“国营工业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它的生产活动,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它的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同时,则把大跃进时的“按需分配”改成了“按劳分配”,对遭到批判的计件工资制等制度予以恢复。

    1962年,全国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压缩到了46亿元,仅为1960年384亿元的12%,到年底,全国关停倒闭的工厂数达4.4万个,占1960年9.6万个企业数的44.8%,也就是说,在一年时间里关掉了将近一半的工厂。其中,冶金企业减少了70%,建材企业减少50%,化工企业减少42%,机械企业减少31%。同1960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大幅下降了47%,其中重工业下降57%,钢产量跌到了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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