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孤立感以及因此而引发出的巨大悲情，使得中国领导人陷入更大的自我封闭和自傲情结之中。

    二是因外来威胁的加大，导致了工业布局的畸形化。一些原本设立在东北和沿海等地的重要工厂内迁到中部地区，工业布局以“备战备荒”为战略的指导，到1964年，开始大规模的“大三线”建设。

    内外交困，时局艰险，年轻的共和国在它的第十个年头遭遇到了空前的困难。让人叹息的是，在这期间，中央决策又因种种原因发生了几次进退摇摆。

    在灾情初起的1959年，钢产量的指标仍然被高高地定在1300万吨。这一年的7月到9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本决定对当前的失控景象进行反思，而最终的结果却以更激进的方式闭幕，对“大跃进”持有不同看法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等人遭到严厉批判，会议最终达成的共识是：形势大好，前途光明，继续大跃进。

    庐山会议的风向突变让中国失去了一次清醒的机会。到1960年初，决策层内的反思声音再起，各种经济指标被压了下来，可是，中苏关系交恶后，激进情绪再度陡然升温，又提出要炼“争气钢”，争取当年生产钢2000万吨。正因为这种政策上的失误，使得局势日渐恶化，最终酿成重大的悲剧。

    一直到1961年，为了走出绝境，中央才逐渐调整激进的经济政策，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当时主要展开的工作有两块，一是解决吃饭问题，二是把工业速度降下来。

    当务之急，自然是缓解粮食危机。要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粮食产量，是绝无可能的事情，而仅仅靠清华大学的“增饭法”，却只能暂时骗骗肚子。于是，中央政府采取特别方式，从进口粮食和减少城镇人口两个方面下手施救。

    1961年1月，国务院决定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先是确定进口150万吨，很快就增到250万吨。经办此事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回忆，在对待进口粮问题上，当时党内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因为不久前还在喊粮食吃不完了，现在突然要向万恶、腐朽、即将灭亡的资本主义国家买米吃，丢不起这个脸，因此，粮食进口工作一直处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相关事宜是委托香港的中资公司华润和中国银行经办的，先是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订购了大量粮食，后来连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贸易进来了。从1961年到1965年，国家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

    进口粮食需要外汇，能够换回外汇的商品不多，除了煤炭之外，主要的就是棉花，于是就缩减棉布的供应。1960年，全国居民所分配到的布票人均少了一尺。据外贸部的计算，每人减少一尺布，用于出口可得5美元，全国总计就是3500万美元，能多进口10亿斤麦子。

    历史学者陈明远在《布票的故事》一文中记载，四川城镇起初每年每人15尺布票，可以做一套衣裤，1959年，布票一下子减少为每年每人7尺4寸布票，个子小的还能做件上衣，个子大的就顶多混条裤子了。到1960年再减半，只发3尺7寸布票，当时买一双袜子要二寸布票，也就是一个人一年分到的布票只够买10多双袜子。1961年的上半年，上海市区每人只发给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不够缝制一套成人的衣服。山东城镇每人的布票更只有1尺6寸。物资的空前短缺，可见一斑。

    即便全国人民少吃减穿，还是无法缓解粮食危机。1961年6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在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客观的话，在粮食供应无法增多的情况下，这个不无残酷的决策最终起到了缓解的作用。

    从1958年起，为了大炼钢铁，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力被征调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