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业转移。为了表达建设的迫切性和决心，他说，“三线建设搞不好，我睡不着觉。建设三线，没有路，骑毛驴去，经费不足，拿我的稿费去。”

    自此，“吃穿用计划”被全面搁置，一个全国备战的大运动开始了。

    三线建设，就是把沿海一些重要的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有关资料显示，从1958年开始，中国就将东北的一些军工厂陆续往四川省内迁，而大规模的转移则是从1964年开始的。）一线，主要是指沿海和沿边地区。三线，就是长城以南、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阔内地，涉及十三个内陆省份。介乎两者之间地带就是二线。根据规划，三线建设的目标，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并且分三步实施：第一步是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械设备的基地；第二步是建设西北；第三步是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同时，把重庆基地、攀枝花基地和成昆铁路的建设，作为三线建设在四川的建设重点，这就是所谓的“两基一线”。

    三线工厂的选址以“山、散、洞”为原则，就是工厂要建在深山沟里，布局要分散——当时的说法是，要象“羊拉屎”一样，再则，就是要建防空洞，做到“平战结合”，平时搞生产，战时能打仗。

    在中国工业史上，规模宏大而秘密的三线建设有多重的标志性意义，它是继1937年的战时大内迁之后，第二次“工业西进”，而且是一次主动的、具有强烈计划性的大行动。同时，它也是建国以来，继苏援“156工程”之后，最集中、最重大的工业投资运动。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中央政府把计划内50％的工业投资和40％的设计、施工力量投入到三线建设中，累积投入资金2052亿元，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基本形成了交通、电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钢铁等生产部门相互配套的体系，并且与地方中小企业连成了一个生产系统，同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生产指挥系统。

    在三线建设中，出现了很多口号，展现了当时的急迫和势在必行的气魄与景象，譬如“备战备荒为人民”、“好马好人上三线”。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300万技术工人、工程师和大学毕业生被征调到三线，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他们奉献了全部的青春和生命。

    以四川省为例，从沿海省份迁入工厂163个，另新建工厂91个、研究院所29个，最终形成大中型企业248个，占全省大中型企业的42％，形成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全省的60％，从而决定性地改变和提升了四川的产业经济格局。

    据当时担任华东局经委副主任的钱敏回忆，按照计划，华东地区要搬迁250多个工厂，10多万人，实际搬迁了120多个工厂，5000多台设备，将近4万人，主要是机械、棉纺和制药工厂。钱敏举例说，重庆的浦陵机械厂就是上海浦江机械厂搬去的，一半人留在上海，一半去了重庆，从厂长、副厂长到科室干部，从技术人员到工人，都是如此。搬去的设备有400多台。新建的厂房完全按上海工厂的布局，在什么地方摆什么机器，全都依葫芦画瓢。

    1965年开春，时年37岁的陈祖涛受命内赴三线，筹建第二汽车厂。在过去的十年里，他已经成长为一个顶级的汽车专家。在他的主持下，长春一汽先后独立设计制造出了红旗牌轿车、民用越野车和军用大型载重越野车，他还被秘密派到古巴——在1959年，共产党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通过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帮助这个新诞生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