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三线人栽种的苹果、梨树全无人管，任由它自生自灭。”

    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的谷牧在《谷牧回忆录》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情：到1965年底，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们已经意识到三线建设的某些弊病，邓小平、李富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计委主任）率队对几处重要建设基地进行了考察，12月4日在昆明召开讨论会，谷牧准备了详细的发言提纲，提出了几个供研讨的命题，包括，“一二线有什么工厂，三线也要有”这个要求如何具体落实？建设在三线的工厂要搞到多大规模？“靠山”靠到什么程度，“分散”分到什么程度？哪些项目要“进洞”？三线建设中的轻重工业比例如何掌握？职工家属如何安排，队伍如何保持稳定？等等。

    谷牧回忆说，“我满心期望，这些问题经过讨论后，能得到明确指示，以便具体办理。哪里想到，会议只开了半天，下午就停开了。”停开的原因是，邓、李被紧急电召到杭州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突然被“打倒”了，政治空气变得紧张起来。回到北京后，谷牧去见李富春，说：“昆明那个会什么时候再接着开，有许多问题等待着解决呢！”李沉默片刻，慢慢的说：“这桩事可能一时顾不上了。”

    后来的事实是，“这桩事”从此再也没有被顾上过。

    在对三线建设进行历史性审视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对比现象值得关注。

    自1964年以后，国家把大量资金投入于三线地区，从而基本放弃了对东南沿海诸省的投资。据谷牧的回忆，在1964年5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决定，“沿海能搬的项目都搬迁，两年内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对沿海增加建设投资的要求一律顶住。”从此以后，浙江、广东及福建作为“台海战争的前线地区”，再没有重大的工业建设项目。到1978年之前，这三个省份得到的中央工业投资总共不到100亿元，相比较，仅甘肃一省，在三线建设时期就得到了155.53亿元的投资。这造成的结果是，东南诸省的国有工业经济长期徘徊不前，国营管制能力薄弱，民间经济比例略重。

    以浙江省为例，从1964年到1978年的十多年中，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8%，工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只上升了2.7个百分点，在工业总产值中，中央企业和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仅为2.6%和16%，比全国分别低了4.2和27.4个百分点，其产业结构呈现出“轻、小、集、加”（轻工业、小企业、集体工业和加工业）的特征，到1978年初，浙江的非国有工业已占到全部工业总产值的38.7%，居全国之首。

    1961年被赶回萧山老家的鲁冠球就是草根创业的典型案例。他后来回忆了自己在那段时期的经历：

    修自行车的生意很清淡，他看到家家吃大麦、小麦都要剥外面的壳，就联合几个人搞了一个粮食加工厂。虽然他们是农村加工服务社的社员，但个体经济那时很不好搞，工厂要用电，但没人给接。这里刚接上，那里又被拔掉。六年里，他的工厂换了七个地方。粮食加工做不好，他又去修自行车，修车做不下去，他去给农民做爆米花用的设备。

    再后来，不允许搞个人工商业，鲁冠球把所有的家底一共是1150块钱。盘点好，连同账本、印章全部交给大队，然后领回来一块公社大队农机修配厂的牌子，这样算是搞集体工业了。资产归公后，他做的东西比以前多了起来，开始为钱塘江工程管理局服务，生产铁路上小轨道的零部件。这样一干又是三年。1969年的一天，一位在县城当干部的邻居告诉他，中央发了一份文件，说每个大队可以搞一个人民公社农机修配厂。鲁冠球马上打了报告，加入人民公社，工厂改名成宁围公社农机修理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