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他已经有了4000多块钱。很多年后，鲁冠球就把自己的创业之年定在了1969年。

    在江浙一带，象鲁冠球这样的工厂小作坊并不少见，它们如野草般地的自生自灭，在当时微不足道。谁会料到，在改革开放到来的时候，它们竟意外地地成了体制优势者。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手中无米”的沿海各省政府被迫依赖民间力量，而国有资本的赢弱，反倒为民营企业预留了成长的缝隙。相反，大型国营企业集中的东北、华北乃至三线各省，则首先要化解体制上的困扰，昔日的“投资重点”竟成了改革的“包袱”。此消彼长，星转斗移，这种极富戏剧性的优劣势转化，十分耐人寻味。

    如果说，从“吃穿用计划”到三线建设的战略转变，让中国工业经济的格局再次发生变数，那么，就是在1964年，理论界也出现过一股重新认识价值规律的思潮。这似乎意味着，尽管包产到户的试验在1961年底被打压了下去，但是，对计划经济的反思却从来没有停止。

    开头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最高领导人之一张闻天（1900－1976，曾用名“洛甫”），他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1930年代当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建国之后，他曾出任驻苏联大使，后被罢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了一名“特约研究员”。1964年2月，时年64岁的张闻天写出《试论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新内容》一文，鲜明地提出了新价值规律——积极倡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搞自由竞争。

    张闻天的文章显然鼓励了其他的思考者。5月，时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写了三篇关于价格问题的论文，提出粮食价格的购销倒挂问题，建议提高农村中返销粮的销售价格，提高到购销拉平，以此为突破口，理顺已呈僵化态势的物价体系。他日后回忆说，“我一直认为，在物价的计划管理体制下，价格往往背离价值，不利于调节各类产品的按比例发展，达到供求平衡。我主张必须对物价进行调整。”6月，薛暮桥的论文在经济所进行了讨论，会上，孙冶方和顾准都赞同他的观点，顾准还专门写作了《粮价问题初探》一文，鼓吹提高粮价和煤价，降低人民币对外汇率。此外，杨坚白、张卓元及何建章等人，也纷纷发表论文，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订价。这些思想都聚焦于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计划性弊端，市场和价格的自由化成为焦点。

    进入秋天，这股市场化的思潮受到了批判，极左理论家陈伯达、康生（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组织了多场座谈会，对这些观点进行清剿。在这一过程中，孙冶方被锁定为最主要的批判对象，他是经济所的所长，而自由化言论大多出自该所。在过去的几年里，孙冶方不但保护了顾准、张闻天等人，还先后写作了20多篇论文，论述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如《要用历史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论价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等等。1962年，孙冶方与陈伯达就一些经济概念发生了书面争执，孙认为，不应该在计划供应与凭证供应之间划等号，不要把集贸市场叫做“自由市场”。1963年底，孙冶方还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专门做了一次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讲。据经济学家刘国光的回忆，在演讲前，有年轻学者劝孙冶方别讲了，提醒他说，“你讲利润，人家会说是修正主义。现在还是不讲为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孙淡淡地答，“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双方矛盾在《红旗》杂志社组织的一场座谈会上全面激化。

    在这次会议上，杨坚白、张卓元撰写的《生产价格论》等两篇论文遭到点名批判，发言者的调子越唱越高，帽子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