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号称有60万人与会，在口号震天的大会上，市长曹荻秋被迫签字，同意支持“工总司”的革命行动。12月23日，“赤卫队”也在人民广场组织了一场有十多万人参与的“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曹荻秋被迫签字，接受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承认它也是一个革命群众组织。谁料两天后的25日，“工总司”又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大会，曹荻秋在大会上不得不又撤销了对“赤卫队”的支持。

    就这样，上海市委被夹在两支工人造反组织之间，焦头烂额，左右为难。曹荻秋的“出尔反尔”当然引起了“赤卫队”的极大愤慨。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称“现在，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正在全国工矿企业中兴起。”当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祝展开全面内战。”

    28日，“赤卫队”上万人到市委所在的康平路游行，要求曹荻秋承认拥有80万人的“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否则就要搞全市性的停水、停电和停交通，他们占据了行政大院。29日，王洪文调来十多万造反队员，包围康平路。30日凌晨两点，“工总司”对“赤卫队”发动冲击，双方大打出手，场面十分血腥，到清晨7点，2万名赤卫队员“投降”，他们被押解到四条马路上，缴下来的袖章有六大堆，91人受重伤，240多个“赤卫队”的领头人被关押。

    “康平路事件”是上海乃至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30日下午，部分赤卫队队员去北京“告状”。王洪文率人追击到江苏昆山界内，又挑起一场打斗，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

    通过这一番“武装斗争”，“工总司”取得了胜利。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月5日，“工总司”等11个造反组织在《文汇报》上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宣布全面夺权。第二天，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了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全市几百个高级干部被揪到会场陪斗。这场造反运动被赞许为上海“一月革命”。作家胡月伟在《疯狂的节日》中描写了当时的景象：24层的国际饭店楼顶上撒下雪片似的传单。曹荻秋被弄到高高的消防车云梯上游街示众，潮水般的人们仰着兴奋而扭曲的面孔，随着缓缓行驶的消防车奔跑，指点头上反剪双臂、颈悬木牌的旧市长，“当权派！呵，大官儿。打倒在地喽！”……

    王洪文的行动显然一再地得到了北京方面的鼓励。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对上海的夺权行动表示支持和欢呼。1月22日，该报再发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用十分热烈的口吻呼喊：“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这篇社论震动了全国和全世界。

    2月5日，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月革命”后，上海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它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1871年的“巴黎公社”。“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担任第一领导，因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出名的“红色理论家”姚文元为第二领导，工人造反领袖王洪文名列第三号人物。他在大会上高声宣读《公社通令》：“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