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该小组名义上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实际上它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为合法的党政机构。仅仅半年前还是上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的王洪文出任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王洪文当选中共中央委员，1973年，一跃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就当王洪文在上海当上“工总司”造反司令的两天后，1966年11月8日，北京工人造反派组成“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他们的口号是“造现行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彻底铲除这一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12月1日，“全红总”300多人到全国总工会造反，占领礼堂。总工会请示中央后，同意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无故解雇合同工、临时工。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接见造反派，把攻击矛头直接对准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她说，“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主席要搞的，那只能说是他们的主席，不是我们的主席。”她进一步说，“他们（指全国总工会）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里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我们对于坏分子还给他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样搞培养奴隶主义。”

    经江青这么一煽动，“全红总”当即占领了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12月26日，江青、康生等人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造反领袖，总工会的两位负责人被临时叫到现场站着，唯唯诺诺。江青说，“合同工制度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保留一定数量的雇佣工来减少资本的支付，封建主义也不能比这个制度残酷！什么劳动部长，劳动部长不劳动，让他们当科长去吧，当合同工去，你们去雇他们！”

    1967年1月2日，“全红总”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签发了一个《联合通告》，内容是：“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1，为了保证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2，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3，凡遭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由一家群众组织牵头向全国进行政策通告。

    发生在上海和北京的工人造反夺权运动，是1966年的一个最生动的缩影。从此，中国的众多工业城市天下大乱。从秋天开始，大江南北爆发了无数起夺权行动，各省市的党政机关几乎全部瘫痪，造反派冲进党政大院，把各级官员拖将出来，要么戴上纸糊的高帽现场批斗，要么关押起来进行拷打审讯。在“夺权”中，一些高级干部遭遇不测。1967年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被工人造反派关押四十多天后，毒打致死，遗体上有32处伤痕，颈部被打出几处血洞，惨不忍睹。1月29日，被“山西革命工人造反纵队”关押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不堪受辱自杀身亡。商务部部长姚依林被造反派发“全国通缉令”追捕，若不是周恩来将他紧急送进中南海，很可能也遭遇厄运。古往今来，无政府主义的确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它以颠覆现有秩序的方式，让没有权力的民众阶层在瞬间迸发强大的报复性快感，它的“酵母体”常常是民族主义、反权威主义和反等级制度，而其手段则是暴力和血腥的。对这种情绪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