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重大更改，在文革十年中，由于众多精通经济管理的高中层官员或被打倒，或被下放，使得计划经济制度的负面性得以更剧烈和更极端的方式呈现。在这个意义上，文革作为一个代价昂贵的“反面教材”，为日后的思想解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空间。

    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再没有受到列强的军事侵略。到1976年，无论在人口、经济还是军事意义上，它都已经是一个不容欺辱和轻视的大国。

    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从1.8％降低到0.73％，水浇地占耕地面积从18.5％提高到45.3％，每亩使用化肥从0.2公斤增加到19.4公斤。中国的钢产量增加了129倍、煤产量增加15倍、发电量增加47倍、石油产量增加726倍、化肥产量增加874倍、水泥产量增加71倍、粮食产量增加2.5倍、棉花产量增加4.6倍。中国的铁路里程增加2.2倍、公路里程增加10.2倍、水运和航空里程分别增加1.9倍和8.6倍。中国用不到三十年时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中国还是世界上少有的没有通货膨胀的国家之一，从1952年到1978年的通膨率平均每年只有1.7％。中国的中小学在校学生增加8.4倍、高等学校学生增加5.3倍。中国政府还在城市和农村分别建立了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体系。中国还是当时世界上四个核武器俱乐部成员之一——美国、苏联、法国和中国。

    尽管取得了上述成就，但是中国显然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甚至因为政治局势的动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让经济成长总是被打断和处于停滞的状况。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对亚洲各国人均GDP增长率的计算，在1952年到1978年之间，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的出口额只增长了一倍。（与之相对比的数据是，1978年到2003年，中国明显加速，人均GDP增长率达到6.6％，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则依次为2.1％、6.3％、4.8％、3.9％和4.7％。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出口增长了28倍。出口占GDP的比例从4.6％上升到26.6％。）

    1976年，随着文革的结束，国家治理者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经济摊子。“1978年以前的中国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面。”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这一评论，是经济界的一个共识。

    指令性计划经济体系的构筑，让产业经济的效率非常低下。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费品实行着配给制，国有企业部门非常的庞大，普遍实行着对生产资料的价格管制，甚至火柴涨价一分钱，都要由国务院讨论和批准。私人财产不受法律保护，民营经济近乎于零。在国营企业领域，工厂没有生产积极性，效率与效益的双重滑坡十分惊人，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林毅夫等人的研究表明，传统工业化道路造成了畸形的产业结构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使得产值增长的数字并不能反映实质性的经济增长。

    在全国投资总额中，重工业所占比重在连续两个“五年计划”期间高达51.1%和49.6%，但生产效率、经济效益却渐趋低下。虽然多年强调“以钢为纲”，但1976年的钢产量只有2040万吨，仅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整个工业，到1976年，出现了“六个惊人”的大倒退——一是消耗高得惊人，二是劳动生产率低得惊人，三是亏损大得惊人，四是设备破坏得惊人，五是“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