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工程”（久拖不决、久建不成）长得惊人，六是投资效益低得惊人。

    有一些数据可以生动地表明，投资效率的低下到了多么可怕的地步。据国家统计局的计算，在1976年生产一千瓦电所需要的投资，竟比1966年要高三倍，生产一吨钢所需投资则高将近两倍，每吨运输公里所需投资则超过40％。另据李安增、王立胜所著的《中国当代史》统计，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1955年为35元，到1976年已下降到16元；工业每百元实现的利税，1966年还是34.5元，1976年下降为19.3元；商业每百元实现的利税，1957年是20元，到1976年只有9.7元。

    到1976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文革爆发时的12.2％，锐减了87.8％，其中个体工业减少了88.9％，个体建筑业减少了60％，个体运输业减少了88.9％，个体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减少了75％，其他个体经营者减少98.4％。在上海，全市的日用工业品集体商业网点只有1283个，个体商贩仅剩3085人，百业萧条，已到绝境。

    在民生方面，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的产业发展战略，让物资短缺的景象始终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各种各样的票据所困扰，而收入则常年没有增加，从1958年到1977年，二十年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人均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在当时，一个工厂学徒的月工资为18元，而最具资历的“八级”老工人的最高月工资为108元，这已是普通人中最高的收入了。在1976年，一个北京市的工人，每月可配到半斤油票，另外可凭副食品供应证，购买半斤鸡蛋，一斤半猪肉，半斤豆腐、二两粉条和一两芝麻酱。

    在物价上，出现了日用食品价格较为低廉及家用工业品无比昂贵不堪的反差景象，1976年，一块钱可以买12到13个鸡蛋，一碗素面8分钱，肉面1毛四分钱，一个成年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标准为30斤，一斤大米的价格不到3毛钱，一斤菜籽油不到6毛钱，肉是凭票供应，分为四等，最肥的一级肉8毛多一斤，最瘦的四级肉为4毛多一斤。相比，工业品的价格就要贵得很多，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售156元，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售187元，一块上海牌手表售120元。人们为了得到上述的这“三大件”，不得不拼命地省衣节食。工业品的价格之所以那么昂贵，除了供不应求的因素外，还是防止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三代人甚至四代人同居一室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份对全国192个大城市的调查报告表明，城市住房面积在1949年为每人平均4.5平方米，到1978年则下降到3.6平方米。从1976年起，北京、沈阳等城市的居民开始大着胆子，违规“盖小房”。作家王蒙描述说：“大伙纷纷将（公家的）建筑材料化为己有。开头，这种‘偷’虽然明目张胆，还是有某些节制某些分寸的：有的人尽量挑一些半截砖，烂木板，各种下脚料，就是说将工地淘汰下来的东西往自家搬。渐渐地，有人肆无忌惮地打开拆开工地上的各种保护阻拦，拿起最好的建筑材料就往家里走。当这样的大胆者受到工地上的人的劝阻，告诉他们拿公家的东西去干私活未免不妥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什么叫公家的？我就是公家的！我就是国家的！连命都是属于公家的！’他大声疾呼，公然宣告，振振有词，理直气壮，气冲云霄！”

    在农村，充满了理想主义气质的人民公社被证明是一个“虚假的天堂”，有很多民间谚语讽刺这一制度的低效和不公正，一则流传于安徽一带的顺口溜这样描述农民上工的景象：“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到了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