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之一戈登？图洛克在《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中曾论述说：“在现代国家中，行业创造的特权导致的总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如果我们追溯历史，会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拥有庞大的特权行业，这也是那时进步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中国的近现代工业化之路，似乎是这段论述的最生动的注脚。

    荒谬只有在人们不同意它的时候才有意义，人类正因善于反思而得以存在。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经历，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历史是我们亲手编裁的一件衣服，一旦穿上，却再也脱不下来。正如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所说的，“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很多人似乎不认同这样的史观，他们常常用“被欺骗”、“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来轻易地原谅了当时的错误。而这正是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之一。一代人的错误至少应该有三代人来共同地概括承受，如果这样的勇气和绝然，我们或许将永远不可能进步。

    1977年11月，复出不久的的邓小平外出视察，他选择的第一站是广东。

    当时，在东南沿海地区，不但出现了象石狮那样的地下集贸市场，还发生了难以遏制的“外逃潮”。在广东省，毗邻香港的宝安县每年都有数千农民冒险偷渡到对岸。偷渡者以气枕作船，用乒乓球拍作桨，有的甚至抱着一只篮球就跳进伶仃洋，许多人被海浪所吞没。农民外逃的理由很简单：一岸之隔，贫富悬殊实在太扎眼，宝安县一个农民的日收入为0.7到1.3元，而香港农民的日收入为60到70港元，这边有一个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香港新界那边也有个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万元。在1977年，宝安县共堵截收容外逃人员4.6万人，这股外逃潮甚至一直延续到1979年的夏秋。（广东地区的“外逃潮”最早始于60年代初的大饥荒时期。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实上酝酿了很长时间，有两个事件比较值得关注，第一个是1959－1961年间中国发生的饥荒，使较大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第二个事件是1962年在广东省宝安县（深圳），积集了10万人口意图偷渡逃港的事件。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并不仅仅是高速增长，而是开放下的高速增长。”）

    就在邓小平前来视察的时候，大规模集体逃港事件正愈演愈烈，边防部队已是防不胜防，它被视为恶性政治事件，广东省领导在汇报工作时，自然不能避而不谈。没想到，邓小平在听了汇报后，突然插话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这样的回答，让在场的干部惊诧不已。邓小平进而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你们的问题相当集中，看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看起来现在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可以，但是很快就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离开广州后，邓小平视察四川，在那里又提起在广东的所见所闻：“我在广东听说，养三只鸭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我看荒唐得很！可见我们的农村政策要变，要改革。”

    谁都听得出，那声音里的急迫。如晚清重臣李鸿章在1880年所惊呼的那样——“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百年跌荡，风雨如晦，此时的中国，又到了更弦易张的变局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