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历之事，对千年历史以更严苛的观察，若非受辱，我们对之也许根本不会留心，还沉浸在骄傲的大国幻境之中。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有一个词汇覆盖了所有的主题，它成为了无数热血国人的毕生理想，这就是“强国”。“强国”的急迫，让这个国家变得无比的焦虑，有时候甚至显得迫不及待，在一条道理还没有完全考察清楚的时候，都不惜铤而走险。在很多敏感关键的时刻，渐进式的思想往往被视为“反动”，颠覆式革命，甚至流血暴力，成为了全民性的选择，百年春秋，闹剧、悲剧与喜剧交织上演。

    在这是被“强国梦”激励着的一百年里，中国的复兴开始于一个幽黯而绝望的梦醒时刻，商业的演进一直是国家进步和民族雪耻的重要方向，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崛起为一个独立的力量。而他们的曲折命运又与这个国家的政治变革和全民抉择纠缠在一起，它们时而合一，时而决裂，却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处在不和谐的状态中。百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问题，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三个利益关系的调整：一是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的调整，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的调整，三是富裕公众与贫穷公众的利益调整。作为富裕公众的代表阶层，企业家集团在与政府（分别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知识分子和贫穷公众的关系相处上，一直没有达成原则性和建设性的共识，这也成为中国商业进步总是被各种事件打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自1929年——孔祥熙利用全球经济危机突袭中国民营银行业——之后，信奉自由经济的企业家阶层就在中国逐渐烟散了，与之伴随的是中产阶级的日渐弱势与瓦解，中国民族性中对威权——特别是中央集权的渴望以及领袖崇拜，在后来的岁月中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了一场不堪回首的浩劫。

    到1976年，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高度集中而没有活力的经济体。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伟大的经济变革即将拉开帷幕。

    这将是一场没有“蓝图”的变革。几乎所有的民众都清晰或模糊地意识到，那种意识形态化的国家治理模式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必须把振兴经济成为新的、最主要的国家任务。可是，到底该走一条怎样的振兴之路？僵化而低效计划经济体制将以怎样的方式被打破，而新的经济体制又将呈现何种陌生的面貌？国营企业集团的改革出路何在，那些已经被压抑和消灭了多年的民间商业细胞将如何复活？发展的资金从何处来，一直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国际资本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政府的边界在哪里，理性的局限将如何克服？

    对这些问题的一一解答，构成了日后中国经济成长的种种景象。没有一个困惑的化解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甚至一直到我写作此书的时候，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

    德国有谚语曰：“只发生一次的事情等于沒有发生。”中国商业史的问题正好相反，事情总是在间隔一段时间后一再地重复发生，而人们却对之视而不见。百年以来，历史的内在逻辑并没有被改朝换代所打断，从李鸿章和盛宣怀，到宋子文和孔祥熙，再到后来的国家治理者，那么多情节相似的故事如同翻拍电视剧般的一再上演，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百年不变的剧本，那剧本里的台词竟像基因里的遗传信息一样在一代一代人身上的复制和轮回。

    如果我们再放眼得遥远一点，在过去二千年里，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长期维持中央集权体制的大国。对威权的迷恋仍然是全民需要警惕和亟待破解的历史性课题。全球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权力的贪欲确实是人类的最大敌人，如果没有制度性的约束，世上似乎没有一个民族、一种政权可以自觉地自我控制，而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寻租理论的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