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说，“十年前曾劝（中国）撤去都察院，而（李）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李鸿章喃喃无以应答。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当夜吐血。

    正如伊藤所讽，清帝国的制度滞后已是天下共见，可惜统治者一直未肯直视。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尽管还经历了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不过，最后的尊严仍未丧失，甲午战败却是半个世纪以来，帝国遭遇到的最大失败，而且是最具耻辱性的失败。统治者从此自信心丧失殆尽，因背负巨额赔款，政府的独立财政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帝国上下，则莫不瞠然，始时莫名惊讶，继而悲愤激狂。

    在中国历史上，甲午战败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刻，所谓“一战而人皆醒矣”。晚清至民国初年最杰出的改革思想家梁启超尝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后世的葛兆光教授也在《中国思想史》中认为，“这种深入心脾的忧郁激愤心情和耻辱无奈感觉，大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不曾有过的。”

    便是在这种历史性的悲凉时刻，三个中国知识分子各自做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42岁的张謇选择了实业，而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

    1895年4月，《马关条约》传到北京后，举国激愤，人人思变，雪耻强国之声陡然放大。时值十八省1300多名举子在京会试，37岁的广东南海考生康有为在一夜之间赶写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强烈要求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是为震惊天下的“公车上书”。

    在接下来的三年半里，中国进入了一段维新变法的时期。自此，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维新派替代以中高级官吏为主的洋务派，成为中国改革的新主流。

    康有为的上书得到了光绪的积极回应，他和弟子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先后进入中央核心，成为朝廷最炙手可热的新潮人物。他们向皇帝提出了众多激进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建设现代化军队、提高税收、发展国家银行系统、建立铁路网络、成立现代邮政系统，以及建立培训学校来提高农业品质等等，这些设想与洋务派在理念上基本一脉相承。为了向全社会推广维新理想，康、梁等人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和湖南等地出版了《中外纪闻》、《时务报》、《国闻报》和《湘报》，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在这以前，全国各地的茶馆大都贴着一张纸条“莫谈国事”。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在他主编的《上海新报》上评论说，“整个中国，书籍生意大幅增长，连印刷机都跟不上这步伐，中国终于苏醒了。”连一些洋务派大员也加入到了维新的行列，湖广总督张之洞甚至加入了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还公开认捐5000两，并担任上海分会的会长。

    维新运动的发起者尽管是一群赶考的意气书生，不过在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书籍却是由一个买办写成的，他就是十多年前写过《救时揭要》和《易言》的郑观应。

    郑观应在过去的十年里，一边忙着为盛宣怀打理各地的实业事务，一边还在完善着他的变革思想。1894年春夏，就当甲午海战开打的前后，他刊印了五卷本的《盛世危言》。他自称，“时势变迁，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在这部书中，他继续呼吁“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提出创办新式银行、平等中外税收、收回海关权、铸造简便通货等等切实可行的措施。他更大胆地提出向日本学习，“何不反经为权，转而相师？”这种务实气魄绝非寻常书生可比。另外，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