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center"> ——张謇江苏省咨议局演讲1909年

    1905年的中国，是近代史上最激进的年份。朝廷以令人眩目的速度推出了各项变革，涉及政治、社会和财经等诸多方面，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震撼之强早已远远超出百日维新时期提出的所有内容。

    然而，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1905年的晚清留给后世的悬念正是：为什么变法力度如此之大，而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帝国的覆灭？覆灭是变革导致的结果，还是变革失败的结果？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经济变革与政治改革的的权重有多大、它们应该如何协调推进？而且，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变革的能量其实已经蓄积了三十年，它只是不断地被打断，然后又在内部的争乱与外部的侵辱下，再次更猛烈地结集，它如地火在地表层下愤怒地流淌，一有裂缝，就会不可遏制地喷射出来，造成巨大的、难以控制的动荡。在1905年，三种力量角力中国的态势已经十分明显，一是立宪派，一是革命派，一是摇摆迟疑的朝廷执政者，三者间的力量消长以及妥协合作，将决定中国的命运。企业家阶层在这时还没有构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他们因各自理念、利益诉求的不同，而分别选边投靠。

    庚子国变后，国民情绪曾经陷入短暂的消极，然后便又被极大地激发了起来，而刺激点便是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当年2月6日，日本对中国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两国为了争夺在东北的利益，以中国领土为战场，展开了一场大战，清政府竟然以“彼此均系友邦”为理由，宣布“局外中立。”这一仗一直打到1905年5月，以日本战胜结束，这个东亚小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先后战胜人口、国土面积均十数倍于自己的两个大国，真正不可一世，崛起成亚洲最强的现代国家。

    在日俄战争中，中国东北成焦土一片，百万国民生灵涂炭，而主政者却无比屈辱地作壁上观，其无耻低能已无以复加，帝国的威严和信用双重破产。在士大夫和知识阶层，民族主义猛然抬头，求变之声不可阻挡。据日本学者市古宙三的计算，在这一年前后，前往日本留学的青年大大增加，人数很快超过万人，费正清称之为“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政界、军界、知识界和商界的重量级人物，日本著名教育家松本龟郎次在1927年曾统计说：“今日中国军人中，位居中上将者，有三分之二曾经留学我国。”在国内，一项又一项的变法被提上了日程。

    变法的内容，主要涉及财经、社会和政治三大方面。

    清政府在财经上的除旧立新显得最为大胆，这一点在后世很少被观察到。因为不涉及政体，所以，晚年的慈禧对财经变革的奏折几乎是“从善如流”。然而，由于缺乏整体性的规划以及国家主义的模式，晚清的经济变革宛如一个怪胎，最终也因为国家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利益链条的崩裂，而直接导致了帝国的灭亡。

    早在1903年7月，朝廷就专门设立了商部，成为中央政府制定商事法及相关法律的主要机构，下属设立了商务局、劝业道、商律馆、商报馆、公司注册局、商标局等各级商务行政机构，张謇等商业名流被延聘为商部顾问官，第二年1月，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这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法。此后，又颁布实施《商会简明章程》等一系列商事法规。1906年颁布《破产律》和《试办银行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