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大手段，一是求多，一是求新。他的经营哲学在下面这段话中透露无遗：“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必其能成功。”在讲求规模效应的同时，他在质量上也是不惜血本，工厂购置的制面设备都是当时最先进的美制机磨和600筒面粉机，他又根据中国小麦的特点，对打麦机、荞子机和圆筛等设备进行了技术改进，使得面粉的质量和产量都高于同时的外国工厂。

    荣宗敬在上海等地拳打脚踢，弟弟荣德生在老家也没有闲着，当时无锡有五家面粉厂，1914年，他收购惠元面粉厂，改为茂新二厂，不久又租办了泰隆、宝新两厂，于是，五家工厂有四家归入荣氏囊中。

    短短五年中，荣家手握十家面粉厂（其中八家自有，两家租办），每日夜可出面粉4.2万袋，已是无人可敌的“面粉大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工业停滞，面粉军需却暴增，中国面粉以价格低廉、产量可观而一跃成为全球新出现的采购市场，荣家的“兵船”牌面粉远销到欧洲和南洋各国，因质量稳定，它成了中国面粉的“标准面”。

    在面粉上陡成霸业的同时，荣家的棉纱工厂竟也同步急进。

    创办于1905年的振新纱厂到1912年的时候，已经很赚钱了，每年可得利润20余万元。1915年，荣宗敬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桥开建申新纱厂，购英制纺机36台，第二年投产开工，正赶上欧战期间的需求饥渴，上海的棉纱价格大涨，从每件90余两狂涨到200两，出现了“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的暴利景象，申新在开工后的三年里，棉纱产量从3584件增加到9811件，棉布产量从2.9万匹增加到12.8万匹，盈利更是惊人，从开办当年的2.06万元增加到22.2万元，三年增长十余倍。

    荣宗敬还干了一件让中国商界很长脸的事情，1917年，他出40万元买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经营的纱厂，改名为申新二厂。自1884年，“红顶商人”胡雪岩斗丝惨败后，上海棉纱业先为英美商人控制，后成日本公司天下，如今，中国企业竟有气魄和能力收购日本企业，一时成了埠上让人津津乐道的新闻。

    荣家兄弟在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新一轮工业化浪潮的缩影。

    仍以棉纱业为例，在1914年之前，中国每年需从国外进口棉布1900万匹、棉纱250万担，到一战结束时已分别锐减到1400万匹、130万担，仅英国的进口棉织品，就减少了48％。而在亚洲地区，日本棉纱以细纱为主，中国市场则以粗纱为主，这就造成了巨大的需求空间，使得民族棉纱厂的盈利大增，据严中平等人编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显示，在1916年，每生产16支纱一包可获利7.61元，到1917年盈利就猛升到36.93元，到1919年，竟达70.65元。

    当时在江南一带，除了凶猛新进的荣家产业之外，张謇的大生纱厂是最重要的棉纱制造集团，在1918年，大生两家工厂的利润率都超过了100％，1919年的两厂盈利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记录，拥有纱锭数达13.7万枚，为国内第一。当时，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最抢手的股票。据时人回忆，“一股一百两银子，红利最高的时候分红可以达到一股20两，一些股金多的投资者，得到利息银子甚至无法靠人力搬动，要用车子推。这就让那些开始时不愿意投资的人们后悔不及。”从1914年到1921年的八年间，大生两厂的利润累积超过1000万两，这是张謇作为企业家的巅峰时刻。

    纺织业的暴利让所有人都垂涎三尺，投资者纷涌而入，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