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纺织设备引进的慎昌洋行在一份报告中记录当时的热烈景象：“对于纺织设备材料来说，其需求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那些购买者所关注的只是如何迅速地提货，而不是价格问题。”尤为突出的是，纺织业的暴利甚至把政客、军阀也纷纷吸引了进来，这又以天津最为突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天津还只有一家拥有5000锭的小型纱厂，到1918年前后竟冒出6家纱厂，投资总额达到199万元，纱锭总数22.3万枚，成为当时中国棉纺织工业的第二大中心。

    而细研天津纱厂的资本结构则非常之有趣，以规模最大的四家纱厂华新、恒源、裕元和裕大为例，其25个大股东竟有23个是民国政府的重量级要员，其中，有三个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和曹琨，两个政府总理段祺瑞和龚心湛，五个内阁总长和次长鲍贵卿、曹汝霖、王克敏、王楫唐和徐世章，四个省长或省督军张作霖、陈光远、倪嗣冲和田中玉，其余不是部长就是次长。这些人以官僚或军阀之身，组成一群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投注实业，攫取暴利，实在已难分公私。这些纱厂在经济高涨期当然顺风顺水，成长迅猛，而到了经济危机关口却毫无竞争力，到30年代初，四大纱厂已有三家落入日本商人之手。

    除了棉纱之外，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在战争中需求大增，以有色金属钨为例，1913年每磅价格为7.42美元，到1916年就涨到25.33美元，用于军备的皮革、羊毛、面粉以及英国军人大量消费的红茶等等，都是战时紧俏品，中国成了原料的大供应商。还有一个有利的事情是，战争加速了各国的货币铸造量，白银需求大增，在1914年，每一盎司白银为0.56美元，到1919年就上升到了1.12美元，作为一个传统的“白银帝国”，中国因此大受其利，据美国商业部的一份报告，1917年的7000万中国银元就足够偿付上一年所要付的一亿元债款，这大大增强了中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

    在大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下，各种企业立法工作也得到了推进。

    1913年10月到1915年12月期间，张謇担任袁世凯政府的农商部总长，在他的主导下，中央政府推出了商业注册和公司注册规则，颁布了《合股企业法》，这个法律比清政府的《公司律》有了更细致的规范，他还计划使度量衡制标准化。1914年2月，在他和梁士诒等人推动下，铸造了民国统一的银币，这是中国走向币制统一的第一步，这款银元采用的是袁世凯的大人头，因此被民间称为是“袁大头”。由于铸造质量好、含银量较高，“袁大头”在1949年之前一直是最受欢迎的硬通货币，甚至到了遥远的1978年前后，东南沿海的渔民仍然在用它跟境外走私集团交换紧俏的手表、牛仔裤和双喇叭收音机。

    开始于1914年的这一轮实业投资热，被史家认为是中国第二次工业化浪潮，它将一直持续到1924年（也有学者认为持续到了1926年）。与上一轮的洋务运动时期相比，它有明显不同的特征。

    洋务运动是一次自上而下、由处于衰落期的清政府发动的，它的主角是洋务派大臣以及附庸于他们的官商，其工业化的特点是对军事工业的关注，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国营资本为主力，创办大型企业为主轴，到后期则把重点投注到铁路、矿务和钢铁等资源性领域。洋务运动奠定了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基础。

    这一轮工业化则是一次民营资本集体崛起的盛宴，它的主角是以盈利为主要动力的新兴企业家，他们投资的产业主要集中于民生领域，以提供消费类商品为主，面大量广的中小企业是最有活力的主流力量。在这期间，中国完成了轻工业的布局。其中，上海是纺织、食品和机械制造的中心，在1912年到1924年，上海地区出现了202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