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他认为，“在中国大陆执政时期的国民党，始终并没有系统地代表企业家或城市社会阶级的利益，它基本上是一个主要依靠其军事力量而独立存在的力量。南京政府的政策只图谋取政府及其官员的利益，至于除它之外的任何社会阶级的利益，它是完全不管的”。小科布尔的这一观察，至少在蒋介石政权与企业家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关系上是成立的。那种将一党利益置于国民利益之上、为政权稳定而可为所欲为的理念，事实上成为了一种政权统治的方法论，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范畴——具有深刻讽刺的是，它常常会成为政权确立其正当性的最常用的工具和借口。

    从洋务运动开始的那一天起，国家及国营资本应该在商业经济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就一直存在着两种迥然不同的思潮，郑观应、张謇、梁启超及其后的自由主义学者强调市场及民间的力量，而李鸿章、盛宣怀以及后来的周学熙等人，则是坚定的国家商业主义者。蒋介石显然属于后者的阵营，而其思考的起点恰恰正是政权的稳定。

    刚刚在上海立稳脚跟的国民政府，其财政之窘迫，与几年前在广东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估算，扣除负债外，政府岁入约为3亿元，而军费开支就需要3.6亿元，显然入不敷出。要想增加税源，却困难重重，对一个正常的中央政府来说，最大的税种是所得税，可是当时国民政府实际仅仅控制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四省，全国性征税几乎无可能——之前的段祺瑞北洋政府曾经在1921年尝试征收所得税，一年下来仅得1.0311万元，成了一个国际笑话。对外国公司的征税更是因种种不平等条约的存在而十分渺茫。

    于是，出现的情况只能是非正常的，在其后的将近两年时间里，蒋介石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主要跟下面几个关键词有关：勒索、重税、发公债和卖鸦片。

    而在蒋介石身边，为他操盘敛财的是一个33岁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宋子文（1894－1971）。

    宋子文出身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这是一个受过美式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训练的新式企业家，他早年毕业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继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众所周知，哈佛和哥大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学术重镇。宋子文的家族十分独特，他的父亲宋查理早年经商，是孙中山最亲密的支持者之一，他让自己的大女儿宋蔼龄和二女儿宋庆龄先后去当孙中山的秘书，最终，宋庆龄成了孙夫人，宋蔼龄则嫁给了山西人孔祥熙，此人后来与宋子文一起成为蒋介石最重要的财政大管家。三女儿宋美龄的丈夫就是蒋介石。宋氏一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显赫地位可以想见。

    1927年6月14日，宋子文与18岁的张乐怡在上海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对宋来说，这是一场百味杂陈的婚事，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与盛宣怀的女儿盛七小姐盛谨如热恋，然而，因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宦世家子弟，竟遭到骄傲的盛家拒绝，理由是“太保的女儿嫁给吹鼓手的儿子，才叫人笑话呢”。绝望之余，宋子文到庐山排谴心情，经介绍与江西九江的木材商人张谋之的女儿相识，于是闪电结婚。也就在他考虑这桩恋爱取舍的同时，他面临一个比婚姻更为重大的抉择。

    在蒋介石进城前后，上海企业家已承诺与之“金钱结盟”，不过，这些钱以贷款和发行公债的方式支付，需要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人居中担保。这时候，宋子文成了惟一的选择。宋家与孙中山及国民党的渊源天下皆知，而宋子文在商界的声望颇高，他本人的理念与商人相同，况且宋家在上海的面粉业和纺织业中均有大笔投资。

    精于谋略与善于妥协的个性，在宋子文身上展现得十分淋漓。他受正统美式自由主义教育出身，英语比汉语讲得还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