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好象一头已经张开血盆大口的嗜血猛兽，仅靠企业家们的主动募集显然不够。于是，强制性的“认捐”成了最有效的手段。蒋介石将上海的帮会组织完全地拉拢过去，原本与虞洽卿等气味相投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纷纷效忠于更有权势的蒋介石，他们组成了所谓的“上海锄奸热血团”、“铁血团”等秘密团体，专门以赤裸裸的恐怖手段对付不听话的商人。那些不顺从的商人，要么其本人被认定为卖国的“买办型商人”，受到打击或者清理，要么他的子女因“反革命分子”或“共党分子”的罪名被捕，需捐献数万到数十万的金钱后才会被保释出来。为了恐吓住在公共租界的商人，他们还在租界的边沿放置了一些囚笼，标明“专为洋奴租用。”《纽约时报》在当时的一篇报道中说，“在上海及其周围的中国商人的处境很惨。在蒋介石将军的独裁控制下，商人们不知明日命运如何，财产充公，强迫借款，流放他乡，也可能横遭处死。”《字林西报》的美国记者约翰·索克思也在报道中记录：“以捕捉共产党人为借口，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迫害，人们被绑架，被迫付出巨额军事捐款。”

    蒋介石第一个拿来开刀的，是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他在不久前接替虞洽卿成为新任会长）、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宗耀。1927年4月28日，蒋亲自约见傅宗耀，提出由他出面筹集1000万元的军需贷款，傅当场予以婉拒。为了杀鸡儆猴，蒋介石第二天就发出通缉令，理由很简单，“上海总商会非法会长傅宗耀助逆扰乱，挟会营私……本军到沪之后，胆敢阳示归顺，阴谋反动。不独投机，实属反动。不亟严缉惩治，无以昭垂炯戒。”通篇通缉令读下来，大义凛然却无一则实据，是一个地道的“莫须有”罪。傅宗耀的家产被尽数没收，被迫惶惶然出走大连。

    荣家兄弟在这期间的遭遇也如出一辙。5月间，蒋介石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摊到华商纱厂头上的有60万元，荣宗敬当时担任纱厂联合会会长，近年来，纱业陷入萧条，各厂均度日维艰，荣以“各厂营业不振，经济困难，实无力担负”为由，只肯勉强认摊十多万元。蒋介石大怒，当即将荣宗敬扣上了“甘心依附孙传芳”的罪名，通令各军侦缉。但是，荣宗敬的几家工厂都在租界内，他本人也住在租界，由工部局派警员保护，蒋介石一时竟奈何不了他。于是，就下令查封荣宗敬在无锡的家产。5月15日，军队手持军令来到无锡，县政府向委派来的大员申辩，荣家兄弟已经分家，即便老大有罪，也与老二荣德生没有关系。这个意见当然不被采纳，荣家住宅及各面粉厂、棉纺厂都被贴上封条，荣家二十多人只好在厨房和汽车房里渡过了一个惊恐不安的夜晚。到这个时候，荣宗敬才知道闯下大祸，他只好托无锡同乡、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向蒋介石求情，然而又以联合会的名义发出“解释误会”的电报，同意承购50万元的库券。至此蒋介石才“龙颜大悦”，荣家经过这番曲折，总算过关。

    在当时的《字林西报》上，可查阅到的其他被绑架勒索的企业家还有：5月14日，上海最著名的买办世家席宝顺的儿子以“反革命罪”被捕，五天后，以认捐20万元的国家事业费才被释放；5月16日，上海最大的酒业商人赵继镛被以同样罪名逮捕，交20万元后释放；棉纺织厂主许宝箴的儿子以共产党罪名被捕，以67万元交保释放；贸易商虞洪英以贩卖日货的罪名被警备司令部关押一周，以15万元献金释放；糖商黄震东以同样罪名被捕，也是交了15万元才放回。商人郭辅庭因拒绝认购公债而以反革命罪被捕，后来也交出了一笔巨款才保住姓名。远东公共运动场董事长的兄弟在法租界被绑架，交赎金得释。最夸张的事件是，先施百货的经理欧炳光的三岁儿子被绑架，后来以捐赠50万元国家事业费才被交回。陈光甫在日记中曾记录了他与蒋介石的一次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