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使得吸食和销售鸦片在华东一带再次成为了合法而公开的生意。仅1929年，国民政府从上海、江苏和浙江三地就征得1600万元禁烟税。据上海警察局的档案显示，1930年，宋子文亲自安排在军队的保护下，从波斯向上海贩运鸦片700箱，以补充国内销售的紧张。《时代》周刊因此在1931年4月的报道中很讽刺地评论说，“如果精明的宋部长真的把鸦片装在他的财政部的战车上，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就能找到一种平衡中国预算的方法。”

    政府贩毒，当然需要一个商业上的合作者，被选中的人就是活埋了工人领袖汪寿华的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

    这是一个很多年后仍然难以准确评价的人，他是中国最大的黑社会领袖、政府的忠诚合作者、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众多企业的所有者和一个慷慨的慈善家。在1928年，他的名下就有这些显赫的头衔：法租界公董局华人董事、上海总商会监委委员、上海中汇银行和东汇银行董事长、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华丰造纸公司董事长、江浙银行、中国纱布交易所、商会商船航运等公司的董事，以及上海急救医院董事长、宁波仁济医院董事长、上海正始中学创建人等等。惟一当面采访过杜月笙的外国记者伊洛娜·拉尔夫·苏丝在《鱼翅与小米》一书中记录了第一次见到此人时的印象：“面容憔悴，溜肩，长长的双臂毫无目的地来回摆动。他身穿一件斑斑点点的蓝色长袍，平板脚上是一双邋遢的旧拖鞋。鸭蛋形的头显得很长，头发却剪得很短，前额好象向后去了一大块，没有下巴颚，两只大耳朵象蝙蝠，冷酷的嘴唇包不住那一口黄牙，一副十足的令人作呕的烟鬼形象。他向我伸出一只软弱无力的冷冰冰的手。”因为在“悲剧之月”中的卖力表现，杜月笙被蒋介石授予少将军衔。全国禁烟局成立后，他被任命为领导者。曾有英国顾问反对这项任命，孔祥熙说服他的理由是：“在上海有上万人对他惟命是从，他随时都可以制造动乱。”

    杜月笙的胆大妄为，在后世人看来十分的戏剧性。除了曾经做出枪击威胁宋子文的“创意”之外，他对孔祥熙也有过一次如法炮制式的交手。曾经是蒋介石重要经济顾问的英国人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记录了这个故事：1928年，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在跟杜月笙的交谈中透露，政府将在外汇交易中采取某种应急措施。杜心领神会，回去后当即进行投机操作。谁料，政策突变，杜月笙亏本损失了5万英镑。杜要求赔偿，孔祥熙断然拒绝，“那天晚上，一口头号棺材放在孔博士家门口，周围有五六个穿着黑衣服的送殡的人。”第二天，孔祥熙召集中央银行董事会紧急会议，一致同意补偿最近在外汇市场上蒙受损失的“爱国公民”。

    1931年，杜月笙在浦东的家乡高桥建成杜氏祠堂，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一时的盛事，几乎所有的政要、企业家和社会名流都到场祝贺，据称有8万人参加了落成庆典。蒋介石亲送匾额“孝思不匮”祝贺。席尽人散后，这个豪华的祠堂就成了远东最大的地下吗啡和海洛因加工厂。

    除了在国内贩售，杜月笙的鸦片生意还融入到了全球市场，在这方面，他得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当局的暗中支持。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描述了这条通畅的“全球销售网络”：杜月笙的很多海洛因都是通过官方渠道进入法国大城市的，由于上海法租界由河内管理，而不是直接由巴黎管理，这就构成了一个从上海到河内、西贡、进而直到马赛黑社会的阴暗交通网，这个网由科西嘉人强大的“科西嘉联合会”所控制。这个联合会有一个更通俗的叫法是“黑手党”。伊洛娜·拉尔夫·苏丝认为，“杜月笙是强大的国际贩毒集团的中方伙伴，这个集团的活动范围已扩展到太平洋沿岸加拿大、美国和拉美各国。”美国警方曾经收缴到来自中国的毒品，“五盎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