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的海洛因盒子上，都打着全国禁烟局的各种官方印记。”据西格雷夫的记录，有人甚至计算认为，当时全球的八包海洛因中，就有七包出自杜月笙。

    靠蒋介石慷慨的毒品专营，杜月笙赚到了最多的钱，他以同样的慷慨方式回报前者。在1935年，他出资向美国柯蒂斯·赖特公司订购了120架军用飞机，全数捐赠给国民政府。1936年，为了庆祝蒋介石50大寿，杜月笙送飞机一架，并将之命名为“上海禁烟号”。

    天下世事，皆有因果。虞洽卿及中国商人阶层的商运沉浮，都可从1927年春季的那次“交易”探出端倪。

    后世很多史家往往把上海商人与蒋介石的结盟，看成是一种害怕和胆怯的心理——与其面临革命的威胁，莫如求助于独裁者的庇护。不过，事实未必有这样的简单，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描述过的，在“四·一二”事件发生前几年，企业家阶层出于对军阀统治的失望，已经对强权政治采取了一种明显迁就的态度，并对专制产生了一种怀念之情，他们并不是单纯地由于害怕或走投无路，而投靠蒋介石集团并听从他的任意摆布，而是因为他们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充满了希望。与此同时，新崛起的劳工阶层又让他们感到陌生和恐惧，这更加增强了他们寻求国家强权保护的愿望。

    上海企业家在“悲剧之月”的集体抉择再次证明，丧失商业力量的自主权，对政治权力的投靠是危险的，与权力结盟的结局将导向一条必然的奴役之路。虞洽卿、张公权等人自以为与时俱进，其实是在大踏步的倒退，先是退到出发的地方，最后退止悬崖的边缘。白吉尔评论说，“这些人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也最现代化和较具有民主理念的分子……在1927年，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同时也是对其自身的背叛，由于他们放弃了一切政治权利，便很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打击，而这种权力又正是由其帮助才得以恢复的。”斯言悠悠，可谓泣血之论。“理想落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终于成为笑谈。”民国诗人穆旦的这句诗歌大概可以概括那一代有公共理想的、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们的共同心境。

    1927年的中国企业家，很象杭州诗人戴望舒在今年夏天写的《雨巷》中的那个结着愁怨的女子：“她默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尽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

    自清帝国覆灭之后的自由时光，对企业家阶层来说，宛若一场被暴风雨惊醒的春梦。他们不会料到的是，历史仅仅给了他们这一次机会。仅仅16年，“中央”又骑着高头大马回来了。他是被呼唤回来的，他被欢呼、鲜花和金钱所簇拥，这一切都是自愿的，尽管这些人中的一大半不久后就开始后悔了。

    在被彻底“征服”之前，他们也曾经试图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