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简直是一个亲痛仇快、臭不可闻的狗屎政策。中国银行研究部在当年的报告中便直率地认定，“这种新税率的根本目的不是发展或保护中国的工业，而是倒退到1933年之前奉行的歧视中国资本并阻扰其发展的方针上去。”在所涉及产业中，以民族资本最为集中的棉纺织业受害尤大，原棉关税的提高造成了中国工厂的采购成本大增，而从日本进口的棉成品则关税大降，这无疑让中国的纺织工业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从数据上看，“九·一八”之后，在汹涌的日货抵制运动下，日本进口商品占中国总进口的比例逐年下降，到1933年已降到9.9％，可是在新税率执行后，竟又在三年后反弹上升到了16.6％。（这一数据不包括东北的“满洲国”。资料来自严中平编写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刊》。）

    与宋子文竭力主张减少军费开支不同——这也是他最让蒋介石恼火不已的地方，孔祥熙则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提出的任何一项财政预算，原本计划投资于经济项目的款项被大量地挪用，台湾学者王业键的观察是，“计划经过调整，首先考虑的是军事目标，强调经济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宣传。”

    另外一个很不同的做法是，孔祥熙把企业家阶层全然地排除到了决策圈之外。宋子文时期曾经组建过一个四十人的中国经济委员会，张公权、虞洽卿等10多位商界领袖受邀担任委员。孔祥熙上任后，这个委员会的决策机制完全变形。《国闻周报》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3月的半年里，委员会没有开过一次会，而由孔祥熙等五个政府官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则开了八次会，企业家阶层被完全遗忘。

    从1934年开始，中国经济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大萧条。

    一切大的危机都是内外交困的结果，此次也不例外。内因是已经描述过的种种乱世景象，外因却非常的奇特，竟然是受了“罗斯福新政”的影响。当时的中国人中知道罗斯福这个美国总统的大概不会超过500人，他却影响了至少5000万人的生计。

    美国经济从1929年的“黑色星期四”开始崩塌，其后四年惨不忍睹，1933年4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接替焦头烂额的胡佛担任美国总统，他以“看得见的手”推出了众多强势的国家干预政策，包括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使美元贬值40.94%以及加大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等等，把美国经济拉出了泥潭，这就是著名的“罗斯福新政”。新政中很重要的一项是暂时放弃金本位，这直接导致了世界白银市场的价格大涨，白银每盎司价格从1932年的0.27美元上涨到1933年4月的0.45美元，到1935年更升至0.67美元。罗斯福的政策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却“意外”地伤害到了大洋另一端脆弱的中国经济。白银涨价让中国的银元快速增值，直接导致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顿失，商品出口大幅减少，而在国内则诱发了金融和工商业动荡，大量白银外泄、原材料价格跌落、消费市场陷入低迷。

    民国经济学家刘大钧提供的数据反映了当时的景象：中国商品的净出口从1931年的14.17亿元猛降到1934年的5.35亿元，棉纱出口从1929年的34万担降到1935年的24万担，生丝从42万担降到18万担，茶叶从94万担降到63万担。出口萎缩首先影响到农产品价格，从1931年到1934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农业产值竟下降了47％，农村一片哀鸿萧条。

    白银危机在中国的金融业和工商业两个领域造成了不同的后果。

    白银的增值和外流，在短期内竟带来银行业的表面繁荣，特别是占据金融中心地位的上海，全国的白银全部汹汹流向这里，在此交易并通过走私出境，因公债暴跌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