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低迷的投机生意突然又活跃了起来，上海几家主要银行的利润在1934年达到了3120万元的历史记录，还冒出来了11家新银行。当然，这是短期内的、因投机而造成的虚假繁荣景象，当时就有一个叫漠湮的人在《东方杂志》上撰文评论，“一方面是内地的国民经济不断的衰落，另一方面在城市却出现了人为的繁荣假象。”

    危机在工业界则呈现得更为直接和惨烈。

    在过去的几年里，东北沦丧、华北紧迫、长江中上游又是国共内战不止，对于做企业的人来说，大半个中国市场已是无可作为，而如今，白银外流造成信贷的空前紧张，外贸萎缩和国内消费市场的委靡更使得生产能力大量放空，在两面夹击之下，全国工厂顿时风声鹤唳。

    在生丝业，由于需求减少和丝价降低，上海的丝厂从1931年的107家减少到33家。在面粉业，到1933年10月，上海所有面粉厂全部停止营业，企业主们紧急上书南京政府，要求提高进口面粉的关税，因为政府对日本面粉的低关税造成了民族工业的绝境。在橡胶业，由于价格猛跌，全国30家橡胶厂中有五分之三倒闭关门。在商业领域，倒闭风象瘟疫一样地延烧，仅上海一地，在1934年有254家商业企业倒闭，下一年又有469家。

    纺织业是当时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制造产业，纺织业资产占全国工业总资本的36％，纺织工人占全国全部工人总数的56％，长三角又是纺织业的中心，全国127家纺织厂中有80家开在这一带。危机到来的时候，它受到的冲击也最为巨大。

    1934年7月4日，就在孔祥熙宣布对日有利的新税则的第二天，中国最大的民族纺织企业上海申新总公司公开登报，宣告“搁浅”。荣家兄弟陷入创业以来的最大危机，当时的凶险景象竟与12年前发生在南通张謇身上的那一幕惊人相似。

    就在两年前，荣家事业还处在巅峰时刻，当时申新纱厂约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纱厂纱锭数的20％，布机数占28％，茂新和福新的面粉厂规模占全国行业的三分之一左右，占上海市的二分之一，其旗下企业总数达21家，赫然是当时国内规模第一的民营实业集团。荣宗敬曾很得意地对友人说，“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1933年是他的六十岁大寿，在贺寿堂会上，他很兴奋地对济济一堂的宾客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吾今已届六十，纱锭数达到六十万，我还要活到七十岁、八十岁，纱锭要达到七十万、八十万……”堂下，一片欢腾喝彩声。

    荣家事业的迅猛发展靠的是疯狂的举债扩张战略，就在荣宗敬讲那番豪言的时候，申新资产共值6898万银元，而负债达6375万银元，处在一个十分紧绷的状态中。转眼间，市场突变，荣家首当其冲。到1934年初，荣家面粉工厂全面停产，申新各厂也风雨飘摇，荣宗敬在信中说，“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仅及纱价，销路不畅，存货山积。”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银行已无一家肯对荣家放款，连荣氏参股的16家钱庄也关上了大门。荣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杀，陈光甫和宋汉章两人在荣宅陪他一宿，温言相劝，才算是没有走上绝路。在申新宣告“搁浅”前几天，陈光甫天天要在申新总公司等到深夜一、二点。客观而言。荣家之所以会陷入如此大的危机，与荣宗敬的激进做法有很大关系，很多年后，陈光甫评论说：“荣宗敬的申新企业是全国纺织企业中最大的，为了增加银行存款，巩固我们的地位，我们乐意与他合作；而他当时急需资金来更新扩大，自然也希望与我们合作。结果，没有充分调查他的实际需要和个人性格，我们就提供了大笔贷款给他，导致我们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影响了活期存款的运行。”

    好在荣家还有一个稍稍保守的荣德生存在。6月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