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和管理先进之外，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税赋上的差别，这也是荣宗敬等人对政府至为不满的地方之一。学者严中平在《中国棉纺织史稿》中举例说，如果华商纱厂要用进口棉花，每担先得交14至15银元的进口税，当棉花纺成纱后，每担又要交8.5至11.63银元的统一税，这样华厂的生产成本加起来就比日厂每担要贵22到26银元。据他的研究，华厂所承受的税收和利息将近有日本人的五倍之多。

    1935年3月26日，申新七厂被汇丰公开拍卖，果然华厂无人应拍，日本丰田纱厂以225万元一举竞走。消息一见报，顿时溅起轩然大波，国人痛恨日本已久，大有宁可烧掉也不入敌手之慨。第二天，汇丰和日商前来贴接收封条，被工人用高压水龙头冲走。又一天，工会召开救急会议，推举10个代表向政府请愿，表示“厂存与存，厂亡与亡，不惜任何牺牲，誓死抗争到底。”

    全国实业界再度声援，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海市和南京市的商会、上海总工会等纷纷表达抗议，上海的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更通过决议，“通告全市国货厂商，即日起，对外商银行实行断绝往来，凡吾国上任，各须以身作则，切实履行。”国内各大媒体连日发表社论，一致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驻沪领事馆出面协调，汇丰被迫同意解除拍卖，荣氏所欠抵押借款延期到1940年底全部还清。

    荣家再逃一大劫难。七厂之困缓解，断血之虞犹在。接下来的第三剧，出场的则是一个更强的人物。

    到了1935年4月，国内银行界天地突变——具体景象将在下文细叙——宋子文重新出山，执掌国营化后的中国银行，宋荣关系一向不错，荣宗敬多次登门求援，甚至写下口吻极其卑微的信函曰，“宗敬有心无力，不能有所主张，请于公暇赐一电话，约定地点与时间，俾得趋前领教，以便遵行。”宋子文诺诺多时，一直不置可否。

    转眼9月，两人再次面谈，荣宗敬一如既往地大倒苦水，宋子文倾耳听着，突然。他用十分轻描淡写的口气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担。”荣宗敬当场目瞪口呆。

    数日后，宋子文终于拿出拯救计划，这竟是一个比陈公博还要苛刻的方案：中国银行将申新所有九家纱厂全部收下，然后发行企业债券，以新债券还旧债务，所有债务分为营运贷款、不动产抵押借款、银行钱庄无抵押借款、个人储蓄存款和荣家存款为五等，依次进行偿还，并内定中国银行总稽核霍宝树为申新总经理。宋子文给出的惟一诱惑是，申新所欠银行和钱庄的借款利息均由一分减为五厘。此案等于把荣家从申新一脚踢出。

    这是申新搁浅以来最大的危机，也是荣氏创业三十多年来最凶险的时刻之一。宋子文的政商势力远非陈公博之辈可比，他蓄谋半年，赫一出手，荣家幸存的机会已经渺茫。当时担任荣宗敬助手的是荣德生的大儿子荣伟仁，他在一封信中披露了家族担忧：“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至全功尽弃。事关股东血本，生死问题，非努力理争不可。”

    荣宗敬四处找人说情，竟没有人敢于出面得罪宋子文。时间很快到了1936年2月12日，宋子文在自己的家里召集申新的三家大债权人开会，决定申新的命运。与会五人，分别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徐新六、上海银行的陈光甫、中国银行的宋子文、汪楞伯和霍宝树。这时，荣家兄弟已如盘中之物，颓颓然而任人分食。

    会议开时，陈光甫居然称病没有到，替他来的是往来部经理李芸侯。宋在桌上特地摆了个大蛋糕，是为庆祝时用的。

    70多年后，荣家后人对历史学者傅国涌追忆当时情景：会议是下午2点开始的，宋子文叫霍宝树把打印好的整理申新的英文文件逐段念，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