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问大家有没有意见。最后，李芸侯发言，他讲话有点结巴，但是意见却表达得很清楚：“这个办法，敝行不能同意。”宋惊问：“光甫已同意了！”李说：“这笔款子是我放的，所以归我负责。照这办法，我行肯定要亏本，还望宋董事长大力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李所谓的亏本，是指申新欠上海银行1200多万元，年息由1分降到5厘，每年要亏至少50万元。宋说：“那么如何办呢？中国银行也是同意的。”李说：“或者把上海银行借给申新的款项转给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是发行银行，问题不大，我们行就承担不了。”众人听了，脸色骤变，宋说：“这样就不能再谈下去了”。会议不欢而散，桌上的蛋糕没有人碰过。

    就这样，靠着陈光甫的仗义，荣宗敬从宋子文的虎爪下悚然逃生。其后的半年里，申新各厂时开时停，苟延残喘，荣家兄弟如同两个溺水之人，日日拼死扑腾，全靠本能求活。1936年10月1日，荣家与中国、上海两行订立“委托经营签约书”，保住了所有权。到秋天，委靡了两年多的市场终于发生变化，棉花丰收，价格下跌，纱、布价格上扬，市场转暖，停工的申新各厂先后开工，到年底，公司居然扭亏为盈，荣家终于熬出生天。

    荣家显然是幸运的，在本次经济危机中，国营事业集团通过接收、控股等手段进入到原本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大量轻工业领域，如烟草、面粉、粮食加工等等。仅中国银行一家就控制了15家纱厂，约占华商纱厂锭子总数的13％。

    1935年的某日，“火柴大王”刘鸿生因从事多元化经营而导致资金困难，他向多年交好的宋子文求救：“最近银根越来越紧。我有几笔到期的押款，银行追得很急，希望中国银行接受抵押，帮我渡过难关，您看可以吗？”宋子文冷冷地问：“你用什么作抵押呢？”刘答：“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宋以嘲笑的口吻说：“O·S·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O·S·是刘鸿生的英文名字，他日后回忆说，这是他终生最难忘的一刻。

    白吉尔说国民政府在危机爆发的时候没有对民营企业施以援手，她其实只说出了事实的一半。事实的全部是，政府居然在这种危急情景下，完成了对民营资本集团的致命一击，这是一场十分残忍而精妙的战役，数十年后复盘，仍让阅者手心出汗、唏嘘万千。

    在1935年3月之前，中国金融业的主动权仍牢牢握在私人银行家手中。政府直接控股的银行只有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两家，它们的总资产只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11.7％，其余资产中的九成集中在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手中，其中，资本最雄厚的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银行的总资产分别为9.75亿元和4.25亿元，占到全国银行总资本的三分之一，是中央银行规模的三倍，尽管官股在这两家银行中各有20％的股份，但是经营权仍掌握在私股那边。中国银行的大股东、46岁的总经理张公权俨然是银行业的魁首，他也因此替代虞洽卿成为沪上企业家的新晋领袖。

    张公权是百年一出的金融奇才，早在二十年前就因领导中国银行脱离袁世凯政府而一战成名。他年富力强、视野开阔，而且很有政治抱负，此时的他不但手拥巨财，而且领导着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办有《中行月刊》等杂志，处处展示银行家的话语权。他对孔祥熙的赤字财政政策一向不满，经济危机爆发后，他再三呼吁政府应该把财力引导到帮助遭受萧条打击的中国经济上，而不该拿去积压在公债上，他不断在媒体和股东会上发声，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界的金融政策必须彻底改变”、“政府立即停止一切不必要的和浪费的支出，有成效地厉行节约，将储备用于建设，以增加国家的建设”、“投资不应再只是限于商业金融的中心城市，而应该指引到内地地区去。”他的这些言论当然被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