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眼。我知道，精神上的伤害深得不会在几分钟内就恢复正常。那是持续殴打的后果。

    “开车吗？”她痛苦地问道，“什么？我是跑着来的。我希望能跟一个在这里工作的女朋友借点钱，结果她打电话说她病了，成了他在这儿等着。”

    我向人行道上的男人弯下腰去，我很满意，他还昏迷着不知道周围的事。我从他的长裤上掏出他的车钥匙，然后从他的后袋里拿出他的大钱包，找到里面所有的钱——看上去像有一百美元。

    “给，”我对那个女人说，又拿出自己的钱包，把大部分现金给了她——大约有两百美元。

    “我不能要你的。”她说道。

    “我的妻子会想让我给你的。”

    “你在说什么？”

    那个女人奇怪地看着我，似乎在努力破译一个谜。“我有个姐姐在巴尔的摩。”我给她车钥匙时她说道。

    “不行，那是他要去找的第一个地方。”我说，“如果你抢了银行，你会藏到你姐姐家吗？太明显了。你必须假装你在逃避警察的追捕。”

    “但我没做什么错事。”

    “就一直那样警告自己。你没做什么错事，可那边那个混蛋做了。你必须一直提醒自己，你的生活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远离他。”在丹佛，过着正常的生活时，我为凯特以一个压力缓解顾问的身份在一个家庭暴力受害妇女的收容所做义工感到自豪。我知道那种模式。

    “找一个你从来没去过的城市，匹兹堡。”我随便说了一个，“你去过——”

    “没去过。”

    “那就去匹兹堡。离这儿只有几百英里。把车留在公共汽车站，之后就去匹兹堡。在电话本上‘社会服务’栏里找到妇女保护组织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