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拂晓，正西方两百五十公里处，警察中尉卡里姆·阿杜夫读完了一篇关于利用基因指纹指控强奸和谋杀犯罪活动的犯罪学论文。六百页的文章让他几乎整夜都没睡。石英钟闹了起来，他盯着上面的数字：7∶00。

    卡里姆呼了口气，挥舞着将论文抛到房间的另一边，然后去厨房泡了杯红茶。他又回到客厅——他吃饭和睡觉的地方，透过玻璃窗，看着外面。他前额靠着玻璃，想象着在他刚被调去的污秽的穷乡僻壤，是否有做基因调查的机会。结果显然是，机会渺茫。

    年轻的马格里布人看着外面的路灯。夜晚淡褐色的飞蛾似乎还不愿飞走，粘挂在路灯上。一种苦涩的滋味卡在他喉咙口。即使是从事最危险的犯罪活动，他也总是知道如何逃避蹲监狱。可二十九岁成了警察后，却要被关在比监狱还蹩脚的地方：一个位于沉积岩床中心，无聊透顶的外省小城镇。一个没有高墙和铁窗的监狱，一个精神上的监狱，一点点消磨着他。

    卡里姆开始幻想。他看到，通过DNA和特殊软件分析，自己正在逮捕连环杀人犯，就像美国电影里演的那样。他想象着一个技术小组正在研究罪犯的基因类型，通过研究和数据分析，专家在染色体链上某个地方，分离出一处缺失。他们把这处缺失认定为案子的核心，甚至是犯罪冲动的关键。在某个时期，人们就谈论过，一种双Y染色体是杀人犯的特征，但事实证明，这个思路是错误的。然而，在卡里姆的幻想中，一种新的“拼写错误”被证明存在于基因链的碱基组合中，这是因为卡里姆自己不辞辛劳的追捕，才得以发现的。

    突然，年轻的警察禁不住打了个寒噤。

    他知道，如果这种“错误”存在，它同样也流淌在自己的血管里。

    对卡里姆来说，“孤儿”这个词从来说明不了什么。我们只能对所知道的表示遗憾。这位马格里布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多少像样的家庭生活。他对家庭的记忆仅限于楠泰尔市莫里斯—多黑大街，仅限于家里地板的一角和一台黑白电视机。卡里姆在一个没有欢乐、没有色彩的街区中心长大。

    阁楼挨靠着大厦，混杂的地段渐渐蜕变成城市。他还记得和工地工人们玩躲猫猫，是他们，为他灰暗的童年营造了一点光明的空间。

    卡里姆是一个被遗忘的小孩，或者是被捡来的，这取决于你怎么看。

    总之，他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后来有人给了他受教育的机会，他也没有再回顾自己的出身。他阿拉伯语说得不好，对伊斯兰教也只有模糊的概念。很快，这位青年摆脱了他的监护人——那些家庭教育家，他们的好意和单纯常常让他想吐——投身到城市生活中。

    于是，他发现了楠泰尔，一个没有约束的领地。一条条宽阔的大街、高大的居住楼、工厂、行政楼……城市中急匆匆穿梭着的憔悴行人，穿着肮脏的旧衣服，他们的明天从来都不会有动人的旋律。

    然而，他还保存着青少年时期动人的记忆——他那没有未来的朋克时期。十三岁，他有了第一批伙伴，第一批女人。在青春期的孤独和苦难中，卡里姆却懂得了爱和分享。在经历过孤苦的童年后，苦恼的青春时期给了他第二次偶然的机会，能向别人和外界打开心扉。直至今日，卡里姆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时期：长时间待在啤酒店里，挤在电动弹子台边起哄，和伙伴们一起哈哈大笑。整日无边的遐想，和女孩搭讪会羞涩，还会想念在高中楼梯上看到的年轻女人。

    但是，郊区也扼杀着他的人生目标。卡里姆一直都知道，楠泰尔是压抑的、没有后路的，这个城市也同样暴力、枯燥。

    一个星期五晚上，一伙人突然出现在游泳馆的小酒吧，当时酒吧正在通宵营业。没说一句话，他们就拳脚相加，用瓶子打破了老板的脸。事情的起因很老套：不付啤酒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