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食堂里喝点啤酒，极少或从不与当地天主教居民往来。两年后，他被派往别处，他很可能为此而感到高兴。或者这位动作笨拙、反应迟缓的男人，也曾为什么事情高兴或悲伤过？

    “没发生过有趣的事情吗？”我最后问道，有些绝望了。

    我和伯纳黛特尽量找话说，至少我们之间能说点什么。其目的与其说是交流信息，倒不如说是为了打破这种沉闷气氛。

    “是什么事情？”

    有关这位前二等兵的早期生涯，正如他后期部分的经历一样，展现得十分缓慢。他一八九七年出生在威尔士朗达地区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生活艰难而凄凉。一九一四年，他十七岁就当兵入伍，其动机与其说是出于爱国热情，还不如说是为了吃饱穿暖和有营房住。他一直是一名二等兵，从来没有得到过晋升。

    “是在夏天。”普赖斯是这么说的。那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从五月到九月下旬。在一个小国家的历史里，一九一六年春天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可谓重大事件。默默无闻的二等兵在重大事件中是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的。我放弃这些念头，进入了梦乡。

    “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那次处决？”我问道。

    但这对他来说难度太大了。无论他如何努力，还是没能想起来。最后他摇了摇头。

    “当时你是在行刑队吗？”我问。

    我和伯纳黛特坐在车上惊呆了，身子完全僵住，面无表情地凝视着他。他脸上的高兴神态消失了。他想尽办法要让我们高兴，但失败了。他认真对待我的问题，动用他那可怜的脑袋瓜冥思苦想了一整夜，为的是回忆起对他来说完全没有意义的某个信息。经过那么久的努力，他在十秒钟之前终于想起来了。他及时追上我们，而我们却呆呆地凝视着他，既无表情、也无言语。

    我不知道一名行刑队队员会是什么样子。眯起一只眼睛，通过步枪准星去看六十英尺外被绑在一根木桩上的另一个人，辨认出心脏部位的那块白色标记，把准星瞄在那个活人身上，听到射击的命令后，扣动扳机，听到枪声震响，感受到枪械的后坐力，看到那个被绳子捆住的人脸色惨白砰然倒下，然后返回兵营，擦拭完步枪，去吃早饭。谢天谢地，我从来不曾知道，也不想知道那样的场面。

    “努力想想那是什么时候？”我催促道。

    他确实努力了，真的很努力，你几乎能够感觉到那种努力。最后他开口说话：“一九一六年，我认为是在夏天。”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没错。”

    等他走近时我看出来，他是这个村子的神父。在那个年代，他们依然穿着长长的黑色法衣，系着腰带，戴着宽边筒帽。我搜肠刮肚想找出一句法语与他打招呼，可是没有找到。当他走到我们身边时，我用英语喊了声：“神父。”

    伯纳黛特凝视着我们前方那条路。“前面有个村庄。”她说。

    当其他人奔赴佛兰德地区的前线时，他在训练营和威尔士的一个军需仓库里度过了十二个月。一九一五年下半年，他被派往爱尔兰警备司令部，他的部队驻扎在都柏林利菲河南岸爱兰布里奇寒冷的兵营里。

    “我要去睡觉了，”她告诉我，“不要待得太久。”

    二十分钟后，我上了楼。普赖斯先生此时坐在火炉旁边的沙发上，没在抽烟，也没在看书，他凝视着火焰，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房间里黑乎乎的，我不想去摸索煤油灯。借着从窗户照进来的月光，我脱下衣服，躺到床上。

    “爱尔兰人？”我点点头并微笑。“爱尔兰？”我又微笑和点头。“英格兰的一部分。”他说。我叹了一口气。有些事情真是争论也无济于事，再说，现在时间、地点都不合适，没法对这位好心的神父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多